「活」在三里塚

「攝影師也可以加入抗爭嗎？」當《活在三里塚》的片尾浮現這個畫面，立刻明白為什麼策展人林木材將此片選為TIDF的開幕片。不僅因為《活在三里塚》以極簡方式進行複雜辯證，更因它展現紀錄片重要的核心精神：撿拾在時光向度裏遺忘的物事，透過鏡頭的篩選，完整曾經破碎的當下。除此之外，也是對記錄者致敬。所有身為記錄者的人，一定都曾歷經在記錄現場是否要介入的掙扎，強迫自己冷靜拿著攝影機／相機／紙筆的經驗異常痛苦，但唯有選擇承受，才可能集結他者的苦難，焠鍊出必須被牢記卻忽略的價值，並且，得以持續召喚。

《活在三里塚》運用抗爭時期的部分影像、照片與現存的空景及數個人物訪談組合而成。儘管人物訪談占去的篇幅極多，卻因巧妙的銜接而使冗長訪問有了意義。紀錄片從一開始就破題：「儘管只剩我一個人在這裡，我想他們應該還是希望可以繼續抗爭下去的吧。」從仍住在抗爭小屋的最後一戶抵抗者往外擴散，導演代島治彥與大津幸四郎花了兩年時間，讓那些離去的抗爭者，說出他們為何放棄的理由。

觀看這些訪談，不斷淚流。影像中的人們，幾幾可以代換成樂生保留運動以降，這近十年許多抗爭事件的角色。當抗爭開啟，留下或離開，都是等同苦痛的選擇。每一條路都無法周全，而這樣的碎裂，來自毫無斡旋迴身的空間。

今年三月台灣爆發佔領立法院運動，後因內部權力與路線鬥爭引發佔領行政院事件。行政院強勢鎮暴，為台灣寫下一頁黑暗歷史。當時，曾寫下這樣一段話：「血腥鎮暴的畫面過於驚悚，使得所有人相信，那是島嶼無法天光的癥結。鎮壓為握有權力者添增籌碼，為被權力領導者帶來撕裂。」《活在三里塚》裡也有相同的景況。國家暴力的毫不妥協，將使人化為殺戮機器，機動隊狂暴攻擊農民招致了汽油彈的回報，雙方皆有死人，和解成為永恆的懸念。

無解且巨大的壓力，使青年隊的領導者三之宮選擇自殺。他的死亡改變抗爭運動， 三之宮死後，運動潰散。不見得是害怕，而是絕望。絕望再多的犧牲也無法換來傾聽。但三之宮的遺書寫著「粉碎空港」。於是，仍有人繼承他的遺志。儘管那更貼近一道詛咒。

確實是詛咒。無論離開或留下，都要被其糾纏。想起呂德昌。當他放棄抗爭，招來耳語。但他求的僅是夥伴得以繼續住在樂生，儘管院舍不復以往。我想起張森文。想起他女兒轉述張森文的死後托夢。張森文不要解剖，他說好痛，好痛。別再抗爭。我也想起洪箱。灣寶抗爭那幾年，許多人因土地徵收死亡，灣寶幸而度過劫難，摯愛張木村卻在自己家鄉抗爭成功後因病辭世。她曾沮喪，曾說「沒有我先生，我什麼也不會做」。但她終歸回來抗爭的路。只因灣寶抗爭成功那日，他們許下「希望以後每個農村都能像我們一樣保有土地」的心願。

幾次夜裡和洪箱同寢，她總是絮絮說著過世的愛人與抗爭。那些話，因怕孩子擔心而無法傾吐。在她身旁聽她重複著記憶而睏去，往往揪心。有時候這樣想：灣寶的成功，某程度對居民來說，也是詛咒。他們的成功與社會的介入有關。那樣大的人情無以償還，續與許多許多死去的魂靈結合，成為固定他們的釘樁。

但抗爭如此疲憊。它索取魂靈、鮮血、肉身、意志、信仰，卻從未保證成功。

是以《活在三里塚》選擇以三之宮之死作為觀看與翻轉的支點。因為觀看，彼此得以理解而相互寬宥，甚至，因著傾吐省視自己如何被機場改變一生。導演召喚抗爭者的苦痛與孤獨，在國家暴力的本質從未改變的此刻，要未曾經歷那樣歷史時刻的人，直視死亡如何出現，而我們該攫取的，是復仇以外的意義。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片頭，導演打上《約翰福音》的這段話。三里塚事件跨越五十年的時間向度，而仍有人堅持，靈魂是否不死？ 答案是必然的。但要結出許多子粒，仍需水源澆灌。

《活在三里塚》正是那道水源。在五十年後，回頭銷蝕時間的粗糲，要觀者意識到，台灣、香港、中國、中東……的漫天烽火，都是三里塚的化身。

麥子必須死而重生。那是大津幸四郎為何垂垂老矣，也要顫抖著手繼續拍攝。記錄者貼上「更好的世界」的倒數第二塊拼圖，正等待新的抗爭者，完整最後一塊缺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