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說話

世新大學經營的兩份報紙立報與破報，前者是報人成舍我秉持「我要說話」的新聞精神，堅持不有廣告收益而創立之報紙，後者是已過世的立報前社長成露茜為次文化發聲而創，兩份報紙的收益從來就不好，尤其是立報，拒絕任何廣告。但那是為留一方直挺說話的空間，那樣的空間，讓許多社會議題有轉圜的立基，比如樂生、都原部落、莫拉克風災時的大愛村計劃等。這樣清新的環境，培養出許多耐挫力高的新聞媒體工作者，即便離開破、立兩報，在媒體環境愈趨惡劣的情況下，依舊牢記「新聞為公眾」存在的守則而持續發聲。

立報在獨立媒體尚未蔚為風潮之際，是少數針對各式社會議題深入追蹤的媒體，經常以小搏大，翻轉公眾對弱勢議題的漠不關心。是以這兩份報紙在年初傳出停刊消息，除引發員工不滿，許多關懷媒體的閱聽眾也加入聲援，當時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丘延亮老師告知，許多具社會關懷的老前輩對形象正面、價值相對清晰的立報要停刊感到震驚，希望破、立兩報可以維持運作。儘管學界挺身而出協助破、立兩報員工抗議，但破報終究完全收刊、立報則暫時休刊，於九月重現江湖。但彼時關心立報者看到立報頭版莫不退避三舍，某已離職編輯忍不住評論：現在的立報跟「世間情」一樣沒有極限。

一份原具風骨的報紙如此劇烈轉變，與現行社長、世新傳院院長彭懷恩不無關係，彭懷恩曾大剌剌表示：「士魂商才！ 昨晚研究台灣立報，四方報資產負債表，除了嘆氣，還是嘆氣！怎麼如此沒有商業頭腦！ 我大學時就不向家裏拿錢，一路走來，投資房地產，創允晨文化（新光投資），擁有風雲論壇，辦休閒雜誌，開彩色盤餐廳，投資亮晶晶快速冲洗照片店，鳳誠音響，經營領域咖啡館，有賺有賠！但是快樂學習到資本主義的邏輯！ 我最看不起那些汚國科會，報假帳，剝削工讀生的假道學教授！還有那些用什麼基金會為白手套的吸血鬼！有種，正大光明賺錢！」

房地產炒作是現在政經環境敗壞甚至媒體墮落的根源，世新傳院院長竟還洋洋得意，唯有世風日下可以形容。當時以為這已是立報最難堪的狀態，豈料日前世新校長吳永乾與學生會談的發言更是等而下之。吳永乾首先說明破、立兩報停刊並非他的決定，但因「教學資源」珍貴，在破、立兩報發行量從五、六萬份掉到六百份，且不能提供實習空間，卻還要因此支出兩千五百萬的情況下，必須整頓。他說：「我們是來辦學的，不是來辦報的。辦報是為了能夠支援我們教學，提供實習機會，增加學校的知名度、光彩，你如果發行只有六百份，我請問你們增加了什麼光彩？」

若將吳永乾的話放置在立報創立時，以及現今的社會環境脈絡下來看，世新大學確實可以選擇「只辦學不辦報」。但身為一個世新傳播學院畢業，以及在立報服務五年的學生、媒體工作者，乃至於閱聽眾身份的人，萬萬難以接受校方暗示性地以發行份數抹除立報同事曾想努力轉型卻不被接受的過程、推卸經營者的責任。更精確地說，從校方強勢打壓立報的過程來看，只更彰顯世新作為一家傳播起家的學校之失格與無能，因為根本不了解自家發行報紙的優勢。

在我進入立報服務時，台灣的媒體環境已經相當低迷，地方記者頻被裁員，然而那正是弱勢新聞與新聞從事者眼光必須關注之所在。當時，立報發行量已經不佳，其中一個原因，在於發行部門窄化時任社長成露茜對於「教育」的定義，將立報所報導之新聞窄化為與學校教育有關的內容。

這樣的窄化，正是為了鞏固數字上的發行量。中、小學經常辦理活動，這些活動必須核銷、必須繳交報告，因而需要媒體露出。業務部只要跑學校，就有基本業績。然而這種看輕閱聽眾市場的行為，卻反噬了立報得以拓展的空間。首先，業務部會要求記者銷假採訪「校慶」並且須有版面露出，這雖是相對輕微的置入性行銷，但卻影響記者的勞動權益，且忽略這樣的新聞並無價值，當這樣的新聞量多，便使得非學校的訂戶對立報的閱讀興趣越低。勞動者成就感低落、福利條件不佳，當其他媒體招手，資深工作者便流動，那讓好新聞出現更不可能。

另一個關鍵原因，是校方「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心態。校方要將立報當成招牌，但編輯部被告知每年出差經費只有五千元。在這樣的情況下，記者根本無法做出質量俱佳的新聞，甚至，為了填版面，必須改編中央社新聞。然而，立報的同事很少埋怨。因為它有相對獨立的空間與版面。為了新聞業最珍貴的版面，為了新聞就是要監督權力的理念，同事多半壓榨自己在工作。

莫拉克風災發生時我仍在立報服務，當時主流媒體受限於慈濟的壓力，完全無法為錯誤的重建政策發聲，但立報沒有包袱，當時立報與苦勞網等媒體開了第一鎗，中國時報後續跟進，大愛村的政策因而稍有轉圜餘地。那一系列報導如何在五千塊的經費限制做出來？北高來回，靠高鐵的救災專車。到了高鐵站後，請災區的友人來載我。吃由自己花費，住則依靠災民，甚至在小林村的路未能暢通時，請災民用小客車送我們進小林村，油錢？災民付。而莫拉克風災只是其中一例，校方所不知道的是，有多少同業羨慕立報的空間，為了閱聽眾該知道的訊息，願意動用自己的資源，協助立報的同事處理交通與住宿的支出。

這些人從來沒有認為我或立報欠負他們，因為他們很清楚，若非如此，那些該被看見、指正的事物便無法被看見。那正是立報最難以取代的價值。它的價值，不是紙張的印刷數之多寡，而是在那樣資源缺乏的限制下，還能鼓動許多人一起合作。那正是為何立報要停刊時，會有吳永乾所厭惡的「來抗議的絕大部分不是員工」。試問，有哪一份報紙要停刊時，可以有無關乎其利益的人願意挺身而出發聲？那不僅是光彩，更是探照燈，只不過校方有眼無珠。

的確，立報紙本發行量低得可笑，但透過立報這個機構所寫出的新聞閱讀率並不低。社交媒體臉書尚未出現時，是部落格的時代，當時我嘗試進行將所寫新聞貼至部落格，再藉由推特轉出的實驗，長期觀察，點閱率都不低，一天的閱讀量可以達好幾千人，遠遠超過發行。且因立報容許記者長期追蹤某議題，透過網路媒介，相當容易培養固定讀者。當時甚至有推特上的網友因此回頭訂紙本報紙。

這顯示的是立報具有存活下去的優勢。其優勢就是有一群仍相信新聞理念的人投身其中，但校方從來沒有想要好好把握這些契機，這使得立報在獨立媒體蓬勃之後，似乎顯得更無存在必要。

然而真是如此？立報停刊前，仍在立報服務的同事提出許多轉型意見，如停印刷專心數位、不再限定教育專業、強化即時，但董事會卻堅持停數位只印紙本、限定教育、完全不作即時。更讓人訝異的一項要求是：明確要求不作國際新聞。要是認真閱讀立報就知道，立報做得最好的一塊版面正是國際新聞，國際新聞在現今媒體幾乎一灘死水，董事會的決定若非無知，便是有意要立報「被自殺」。

成露茜曾說，創設立報、破報乃至於四方報，為得不是存續。它們可以死亡，當這媒介所關心與推進的事務已確實改變。只可惜，典型在夙昔。既然立報未曾認真思索轉型，在獨立媒體蓬勃之際，死不足惜。讓人義憤的從來是校方的立場與發言，那預示未來「辦學不辦報」的世新將會培養出什麼樣的媒體工作者，進而將新聞領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