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土 》延伸講座：除非體悟自身的無助

攝影：林國勳

在這本書出版前，總編小瑞和我幾乎沒有什麼討論，就確立了這本書在出版後，會有馬不停蹄的環島講座。誠如各位所知，每一場講座，就是書籍再一次曝光的機會，但我想小瑞的初衷並不只為銷售，而是在現在這個傳播環境異常扭曲的狀態下，不僅是寫作，就連出版，都應該要包含著政治性的目的。

「政治性目的」這個詞，出自我十分喜愛的一位作家喬治歐威爾。喜歡閱讀的人勢必都知道歐威爾的傳世著作，《動物農莊》以及《一九八四》，但這幾年，尤其是這十年記者的後半，他另一本隨筆的集結《我為何寫作》，才是我反覆翻閱的作品。這本隨筆的命名取自書中收錄的同名文章〈我為何寫作〉。歐威爾在一九四七年以這篇文章回顧自己的寫作經驗與歷程，在文中，他提出除了謀生吃飯以外的四個寫作動機。這四個動機分別是「完全的自我中心」、「熱衷於美的事物」、「基於歷史的使命」、及「政治性目的」。

歐威爾回憶，起初，前三個動機，遠超過第四個，但當他日後成為記者，他所處的背景及日後的經歷，使他理解階級，並痛恨權威，日後西班牙內戰的經驗，使第四種動機逐漸成為他的寫作核心。我與歐威爾有一共通經驗，即是我也是在成為一名記者之後，才開始理解階級與權威的運作。我所生長的年代雖偶有中國飛彈威脅，但實際上，台灣離真正的軍事交戰情況很遙遠。但這並不意味島嶼沒有戰爭。在追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的各種纏鬥，對我這樣的觀察者來說，其實就是軍事戰爭的延續。只是它的攻擊在二戰結束後的冷戰體系下，以行政體制取代武器。一開始，他們屠殺的是無法發聲的山川河流與農地，而在二〇一〇年，我們才終於聽到有人哀嚎，並因為行政壓迫而必須自死。

我說的是大家一定都有印象的大埔阿嬤朱馮敏。但早在朱馮敏喝農藥自殺之前，這座島嶼早就捲入了土地炒作的金錢遊戲裡。關於土地炒作，我的啟蒙，是樂生療養院與捷運新莊線的開發衝突。這個衝突早在一九九五年左右就埋下，但一直要到二〇〇五年才爆發。原先捷運新莊線的機廠，被台北市捷運局的規劃要設址在輔仁大學後方的溫仔圳，那裡是一大片廣闊的平坦農地，上頭有非常多的違章工廠，但突然間，機廠卻被決定要移至位於新莊迴龍跟桃園龜山交界的樂生療養院。住在那裡的院民一開始反抗，因為當初他們被抓來樂生院時，日本政府叫他們「以院作家」。可是他們的反抗不被接受，因為這塊地屬於公有地。一直到樂生被拆除了九成，引發醫學界跟建築界的關注，才開啟了至今長達十年的樂生保留運動。

建築界跟醫學界的介入，是因為樂生療養院見證了台灣的傳染病史，日殖時代一直到戰後，因著公共衛生的不發達，使我們對疾病產生非常多的誤解，以為痲瘋病是極為嚴重的傳染病，所以強制隔離這些院民。強制隔離四個字非常抽象，所以當初很多人不願意支持院民，但當我們將強制隔離抽換成，「這些罹病的患者被台灣各地抓來，抓來後，不管你是台中人、高雄人，你原先住家的地址是什麼，在進入樂生療養院後，你的地址就將永遠被註記為『新莊中正路796號』」，又或是「院民被禁止戀愛、孕育，一旦發現有院民懷孕，就會強致墮胎。」「痲瘋病無藥可醫，他們在院內被迫接受人體實驗，有些院民承受不了病菌的侵蝕苦痛，選擇自殺，樂生院的每一棵大樹或樑柱，都曾經吊死過人。有些人，連自殺的機會都沒有，他們瘋了，因此樂生院內有一座怡園，專關這些瘋掉的病患。」你就會明白，為何仍存活至今的院民值得尊敬，為何他們的訴求該被聆聽。

但這場抵抗運動迄今沒有結束。主要原因，就在於土地炒作的利益。捷運局如今已經肯坦承，當初會從輔大後方農地搬來樂生，是因為政治人物的要求，因為他們規劃了溫仔圳的土地在捷運開通後，將從農地變更為都市計畫用地。當時採訪樂生的我，也同時接觸許多環境議題。二〇〇八年左右，我開始採訪科學園區的開發，當時第一個案子是位於台中后里的中科三期。也是在那時候，才更進一步了解，原來科學園區不只有廢水污染、空氣污染，它同時也牽涉了土地炒作，而這炒作的歷史，遠遠可追溯到一九八〇年代的竹科開發。

但當時的我沒有想要寫書。我當記者那年是二〇〇五年，是傳統媒體環境急速崩壞，但獨立媒體因著網路與社交媒體而正在興起的交界。那時我嘗試把新聞轉載到部落格，透過twitter的傳播，使一些願意關懷社會議題的讀者，可以透過部落格的留言與我對話或激辯，同時，他們也透過這種傳播方式集結並參與各種抗爭行動。也就是，當時我所寫下的字是有用的。

後來我輾轉到了公共電視，歷經大家都應該熟知，或是至少耳聞的國光石化運動。過往，環境運動並不受主流媒體青睞，因為一宗開發案從開始到結束往往要歷經很長得時間，而因為新聞在現世被視為一天就死的東西，即便抗爭運動的審查有所進度，也都是很慢很細微的。因此過往運動只在衝突時才會被主流媒體重視。

對我來說，國光石化能夠引起大眾關注是在商業週刊報導PM2.5之後。這個現在家喻戶曉的污染物，我大約在二〇〇七年就報導過，當時是彰工火力發電廠要開發，而莊秉潔老師很早就開始了這項研究。可是當時在小媒體，加上莊老師當時的研究還沒有將一宗開發案的關聯去與過往污染連結，進而計算出對全台灣人民的影響，因此這個報導只有引起環保署的回應，表示他們已經在擬定管制方案。如果大家仍有記憶，應該也記得，在國光石化爭議期間，環保署也表明要盡快修訂PM2.5的管制，但在國光石化死案後，主流媒體對PM2.5的管制熱度就突然降低，幸好一直有環保團體在灌注，PM2.5才終於在二〇一二年五月立法管制。而如果沒有這一步立法行動，現在在雲林等縣市鬧得沸沸揚揚的禁燒生煤，也就缺乏了有力後盾。

說這麼一段，是想告訴大家，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可能脫離行政制度，而行政制度需要靠衝撞而來。衝撞不只是集體的、熱鬧的、一時的，也包括很孤獨的，持續且漫長的。而行政制度要能確立，往往必須倚賴這快慢兩者的相互銜接跟協調。而這兩者的協調，要真正被看見，媒體的曝光又不可或缺。

台灣的媒體環境，在國光石化事件後有了很大的改變。在這起事件後，獨立媒體開始蓬勃發展，而與此同時，主流媒體也開始意識到，環境議題能夠喚起普遍共鳴，因而與一些資深獨立媒體記者合作報導。表面上來看，這是好事，但實際上不然。因為環境議題牽涉的不只一時，還包括歷史。

在總統馬英九宣布國光石化撤案後，大家以為這場戰爭結束了。但沒有。當時馬英九宣布的是「國光石化不會在彰化大城開發，而台灣不能沒有石化業。因此，他對石化產業的想像是「質在內，量在外」。但國光石化戰役所倡議的是，台灣應該產業轉型。

提升質，看起來是好事，但不是產業轉型。因為產業轉型的必要來自於我們的環境難以負荷。若深入去了解整個台灣石化產業鏈的發展，以及台灣石化產業與他國的競爭情況，就會知道高值化對企業來說成本極高，而台灣的石化產業長久以來受政府扶植，沒有負擔外部成本，高值化對他們來說是一冒險，很難全面且百分百推行。換句話說，過往那種低廉的石化產品製造，仍會在台灣存在，而那也就再一次地影響了我們生存的環境。台塑六輕4.7期就是因著這樣的狀況不大舉擴張，改以分期開發進行。反正空氣污染總量我們從未好好統計，他們只要在環評的時候承諾減量，承諾要從哪裡削減就可過關。做不到沒有關係，因為罰款很低，而且他們可以提上訴。

而比起台灣的石化產業持續進行，讓我更憂心的是當時經濟部協助廠商到馬來西亞邊佳蘭投資。國光石化到邊佳蘭投資一事，只有公共電視真的到現場去報導。在邊佳蘭集會那天，馬來西亞居民朗誦吳晟老師在國光石化抗爭時寫的《我只能為你寫一首詩》，並且吶喊「不要毒害我們孩子呼吸的空氣」，當下感到非常愧疚，因為我無能回答他們的質問：「馬來西亞為什麼要當台灣的垃圾桶？」

在台灣整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其實也一直是垃圾桶的角色。無論是重工業，或電子業，台灣的產業發展都承繼著西方國家因為在國內生產需負擔高額環境成本而外移的產業。是這樣的過程使我們與腳踩的土地缺乏直接聯繫，是這樣我們很難理直氣壯地說「是的，我愛我的家鄉。」你要如何愛一條七彩斑斕卻發著惡臭的河流？你要如何親近一塊飽含重金屬污染的農地？即便你真的熱愛，你又如何不去顧慮，自己的孩子必須因為你對家鄉的愛，而生活在被遮蔽的天空下？情感的被割裂正是一九八〇年代後土地炒作興盛的緣由之一。而國光石化到邊佳蘭投資，台灣人卻缺乏關注正彰顯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實，也就是，我們對於發展的概念並沒有改變。只要這個概念沒有改變，我們就會永遠生活在現在的困境之中。

國光石化爭議爆發期間，也是台灣土地徵收議題開始浮現的階段，也吸引了不論主流或獨立媒體的關注。一開始，我也對這狀況樂觀，但後來發現，這可能是件壞事。獨立媒體的興起，應對的是對傳統傳播的信心低落，如果你們注意社群媒體上公共議題的傳播方式，應該不難發現，閱聽眾對於「主流媒體都沒報」這件事特別在意。但當真的去看，這些媒體其實有報導，比如黑心油事件，慈濟被打趴，但慈濟有報導。換句換說，這個有沒有報，很多來自於偏見。但因為閱聽眾收看新聞的來源已經被大量集中在臉書上，這使得報導方向會集中在某些事件。也就造成了很多議題不受持續關注跟追蹤的結果。第二點，雖然大家急於對某些議題投入關注，但這種關注往往是情感式的而非針對結構的剖析，這樣的關注到後來只會造成更多對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八仙樂園事件。爆發後，先是大家一窩蜂地同情受難者，同情醫護人員，後來變成醫護人員與家屬對立，甚至演變成醫護人員與志工的對立。但事情到底怎麼發生、怎麼避免、類似情況發生時，醫護資源足不足夠的問題，都被情感淹沒了。

二〇一一年底修法後，灣寶的居民希望我替他們寫書，因為好多仍受徵收之苦的社區不斷向他們請益。但沒有一場抗爭可以模仿。灣寶這個社區會勝利，除了外部因素，其實還有很重要的內部因素存在。這個內部因素，我稱之為地方感。灣寶這塊土地的土質以前非常差，因為差，不好用，所以發展政策來到灣寶這個地區的腳步相對較慢，這個時間差，讓灣寶居民有時間去探索如何靠著很差的地存活下去，而在這個摸索的過程當中，他們發現，土地不是只有供給人吃食而已，它還有很多不可見的價值，但這些價值在台灣社會被發展兩個字緊緊圈住的過程中，逐漸消失，只剩下「有土斯有財」的單一土地觀。

這樣單一的土地觀，正是江宜樺為什麼單靠修改市價徵收這個條文，就敢宣稱土地徵收條例的修法符合土地正義。因此若回顧當時台灣社會的氛圍，整個社會其實是接受的，並且態度轉為冷淡。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價徵收的確解決了台灣社會絕大部分群體的需要。比如現在台中吵得很兇的中科台積電擴廠，也需徵收土地，但沒有抗爭。這些人之所以願意賣地，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的生活已經和城市空間緊密結合，而促使他們結合的，是台灣從日治到戰後到政黨輪替以來一連串發展政策的結果。這些發展政策，剝奪了作為一個人，去認識留有土地後的各種可能性。而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相信苗栗縣政府說：「張森文不只一個家，抵抗徵收，根本是為了獲取更高的補償利益。」這樣的單一價值觀，導致張森文最後必須以死明志。

二〇一一年時，就打算應該朝現在書的架構去寫。但因在公共電視沒有時間。一方面也認為，繼續追著當下發生的事情還是重要的。但人一個一個死去，包括灣寶的抗爭領袖張木村，那時候才讓我意識到，田野不會等你，現在就是過去，過去就是未來。

當時離職，沒有太多掙扎。因為現下發生的事情仍有人關心，且是重疊關心，不一定需要我的存在。而也因為，社交媒體讓大家看起來連結更近，實際上，對歷經部落格時代的我來說，臉書並不真正有助於對一議題的討論，記者和閱聽眾的距離再度變遠。一旦這個距離產生，就不容易溝通。因此，寫書似乎就成為一件必然的事，因為它是目前我唯一想到可以回到基礎的媒介，靠著主題本身，去尋找願意關注這主題的讀者，使這些讀者與寫作者重新互動，激辯，然後可以有所行動。而又藉著這些讀者在讀完後的思考與傳播，讓我們可能找回對文字的信任。

紀錄片導演代島治彥曾說：「在一般日本人努力維持高生活水平，追求生命歡愉的同時，三里塚的人們冒著生命危險與政府對抗，一直以來都活在滿布生之悲的世界中。在這樣的生活中，他們必須提醒自己人類的無知與無助。而這正是他們言談中所傳達出的真理：除非體悟自身的無助，人無法真切地活著。」那即是我所謂政治性的目的。政治即生活。如果可以，希望這本書與其巡講是起點，使我們知道，要如何努力創造所有人可以共同生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