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ve cannot dwell with suspic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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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明益攝 |
當「psyche」這個字首次出現在《單車失竊記》時，幾乎就確定了一直以來閱讀吳明益的某種隱晦感受。最早讀吳明益，是《家離水邊那麼近》，而後回溯他每一本無論散文或小說著作。《複眼人》雖讓吳明益的知名度跨越海洋，但在《單車失竊記》出現前，《天橋上的魔術師》才是我認為他當時最好的小說作品。不是那讓人眩目的紙偶或神秘魔術師，亦非他精細重現天橋與商場，而是天橋上的那位小男孩，正興奮又怯懦地訴說寫作之於他的意義。
閱讀《單車失竊記》的文案，原以為單車會是一條呈現變遷的河流。但那始終不是吳明益的寫作企圖。讀時忽忽想起大學上ＹＶ師的文學課。她說有朝一日，要摘錄每本她喜愛的小說首句，將它們串成故事。讀《單車失竊記》我也這樣實驗。而《單車失竊記》的每句（段）摘錄，最後仍歸結於一個人為何而寫。
「阿巴斯的工作室裡，牆上玻璃裱褙的那些照片，因為都是黑白照，所以在某些光線的角度照射下，黑色的部分往往會讓觀看者看到自己模模糊糊的形影，像鏡子一樣。」
「阿巴斯說：「其實只是看照片的人是很幸運的」
「為什麼？」
「因為可以選擇不看呀。」他說：「但拍照的人不能不看」
「每一個被丟掉的東西都有主人，我跟你一樣，也會一直想那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你說誰？」
「丟掉REALSTIC唱盤的那個人。」我思考著阿布講的這句話，並且問他：「那鎖打得開嗎？」
「那把FUJI鎖？」
「對。」
「打不開，密碼也被老人帶走了。」
不得不看。而為了解鎖，為了理解，人必須背負不幸，歷經反覆——
「如果有人說女孩子『媠』她可以理解，但說用死去蝴蝶的翅膀拼出來的畫『媠』，卻有點超過她的想像。」
「她覺得再把美麗的蝶翼和醜陋的蝶的軀體分開的那瞬間，好像碰到了什麼和她心底很像的物事。」
「而那些蝴蝶都還活著，至少此刻都還活著。」
蝴蝶既是象徵，也是隱喻。是《迷蝶誌》使吳明益成為一個「被看見」的寫作者，從《蝶道》他開展思辨，而那思辨的方式在《家離水邊那麼近》靠著行走深入文化的肌理。是這樣他寫：
「我漸漸發現，巴蘇亞的日語往往被用在敘事裡，而鄒族語則會在表達感情與景色的描述時出現。我本想把這兩種語言的段落特別標註出來，但想想或許不用。因為在講述者的身上已經合而為一，鄒族的聲腔與日語的聲腔，就像山壁和風、樹以及生長其上的寄生植物，再也難以分解開了。」
「不過父親要我不能讓族語離開，因為那樣人會變成空心的樹。」
從《複眼人》裡的多元族群，到《單車失竊記》裡特意用台語文寫作，並非討好。所有到過現場，耐心傾聽一個人說話的寫作者，在竊取他人人生成為自己存活下去的養分時，都將盡可能努力重現細節包括語言，因語言是我們世界的邊界，因那話語的聲符起昂才區隔他者與寫作者的差異。既是唯一的彌補方式，亦是致敬。那正是吳明益看似說教，卻又讓人無法討厭的書寫段落：
「在真正的戰地照片裡，沒有什麼光榮或是名譽這種東西，只有恐怖。而最不幸的是，按快門的人，就像那個湯恩比講的，有時候也會愛上這種自己反對的恐怖，只是當時不知道。有些事情就是這樣，如果你直視太陽太久，眼睛就會留下傷痕。」
記得吳明益喜愛莒哈絲。在《寫作》一書裡她說：「寫作像風一樣來到，赤祼祼的，它是墨水，是書寫，它飄過，和生命中飄過的其他東西不一樣，不像任何什麼，除了生命本身。」無論是《天橋上的魔術師》、《單車失竊記》或在文學的課堂上，吳明益都反複述說他四十五歲的大限預言。唯一的公平是死亡，人別無他法。傷心，離散，恐懼，悲哀，一切都在時間裡發生。「我們身上負載的是未知，寫作就是觸知。」時間消散一切，唯有記憶和細節才使意義成全。而唯有寫，一個別無他途的人才可能活得下去，才能和他人一起生活。
儘管吳明益總說文學研究是副業，但其實他在寫作裡實踐研究，並盡量扮演稱職的教師。從《家離水邊那麼近》開始，這一企圖就十分明顯——不僅是知識上與可寫作領域的探索，也含括對文學的倫理思考，而這對文學的倫理思考路徑在《單車失竊記》裡被更為明確地展演。此種抗辯，或將再一次被認為是自炫，但我始終認為，他只是一個謹慎面對「不全」的人。
因為他那樣深信四十五歲的預言，因為他曾說過作為一寫作者最精華的時光已經過了，因為——
「有一天照片裡的人都會不在人世，照片中的人一個一個都死了，只有未死之人才被允許留下來照顧照片。不過，在照片的時間裡，生者與死者權利相同，幾無差別。阿巴斯想做那個留下照片的人，而不是照片裡的人。」
「為什麼？」
「因為可以選擇不看呀。」他說：「但拍照的人不能不看」
「每一個被丟掉的東西都有主人，我跟你一樣，也會一直想那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你說誰？」
「丟掉REALSTIC唱盤的那個人。」我思考著阿布講的這句話，並且問他：「那鎖打得開嗎？」
「那把FUJI鎖？」
「對。」
「打不開，密碼也被老人帶走了。」
不得不看。而為了解鎖，為了理解，人必須背負不幸，歷經反覆——
「如果有人說女孩子『媠』她可以理解，但說用死去蝴蝶的翅膀拼出來的畫『媠』，卻有點超過她的想像。」
「她覺得再把美麗的蝶翼和醜陋的蝶的軀體分開的那瞬間，好像碰到了什麼和她心底很像的物事。」
「而那些蝴蝶都還活著，至少此刻都還活著。」
蝴蝶既是象徵，也是隱喻。是《迷蝶誌》使吳明益成為一個「被看見」的寫作者，從《蝶道》他開展思辨，而那思辨的方式在《家離水邊那麼近》靠著行走深入文化的肌理。是這樣他寫：
「我漸漸發現，巴蘇亞的日語往往被用在敘事裡，而鄒族語則會在表達感情與景色的描述時出現。我本想把這兩種語言的段落特別標註出來，但想想或許不用。因為在講述者的身上已經合而為一，鄒族的聲腔與日語的聲腔，就像山壁和風、樹以及生長其上的寄生植物，再也難以分解開了。」
「不過父親要我不能讓族語離開，因為那樣人會變成空心的樹。」
從《複眼人》裡的多元族群，到《單車失竊記》裡特意用台語文寫作，並非討好。所有到過現場，耐心傾聽一個人說話的寫作者，在竊取他人人生成為自己存活下去的養分時，都將盡可能努力重現細節包括語言，因語言是我們世界的邊界，因那話語的聲符起昂才區隔他者與寫作者的差異。既是唯一的彌補方式，亦是致敬。那正是吳明益看似說教，卻又讓人無法討厭的書寫段落：
「在真正的戰地照片裡，沒有什麼光榮或是名譽這種東西，只有恐怖。而最不幸的是，按快門的人，就像那個湯恩比講的，有時候也會愛上這種自己反對的恐怖，只是當時不知道。有些事情就是這樣，如果你直視太陽太久，眼睛就會留下傷痕。」
記得吳明益喜愛莒哈絲。在《寫作》一書裡她說：「寫作像風一樣來到，赤祼祼的，它是墨水，是書寫，它飄過，和生命中飄過的其他東西不一樣，不像任何什麼，除了生命本身。」無論是《天橋上的魔術師》、《單車失竊記》或在文學的課堂上，吳明益都反複述說他四十五歲的大限預言。唯一的公平是死亡，人別無他法。傷心，離散，恐懼，悲哀，一切都在時間裡發生。「我們身上負載的是未知，寫作就是觸知。」時間消散一切，唯有記憶和細節才使意義成全。而唯有寫，一個別無他途的人才可能活得下去，才能和他人一起生活。
儘管吳明益總說文學研究是副業，但其實他在寫作裡實踐研究，並盡量扮演稱職的教師。從《家離水邊那麼近》開始，這一企圖就十分明顯——不僅是知識上與可寫作領域的探索，也含括對文學的倫理思考，而這對文學的倫理思考路徑在《單車失竊記》裡被更為明確地展演。此種抗辯，或將再一次被認為是自炫，但我始終認為，他只是一個謹慎面對「不全」的人。
因為他那樣深信四十五歲的預言，因為他曾說過作為一寫作者最精華的時光已經過了，因為——
「有一天照片裡的人都會不在人世，照片中的人一個一個都死了，只有未死之人才被允許留下來照顧照片。不過，在照片的時間裡，生者與死者權利相同，幾無差別。阿巴斯想做那個留下照片的人，而不是照片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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