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土 》延伸講座：天問

老實說，已經記不太清楚這是第幾場講座了，雖然講座多到記不得，但每一場講座我都會很緊張，而且今天這場特別讓我抖。主要原因，就是要談自己的書，而且不是談書中事件，是談「如何說百年黏土的故事（倒）」。如果大家有看我部落格，或看衛城出版社的粉絲頁，應該會知道，這本書最後定稿已經是第十版了。儘管是第十版，我依然不滿意它現在呈現給各位的樣子。事實上，我不知道自己滿意的樣子應該長哪樣，所以，這是一個相當難談的題目。

這本書對我來說，意義十分複雜。最初，構想要孕育這本書的並不是我，而是灣寶的抗爭者，也是因為如此，這本書出版後，我不簽名，因為故事與意念都是從他們身上長出來的，我不能僭越。他們想要寫書的原因有幾個，一是為過去的奮鬥留下紀錄，二是當時土地徵收條例還沒修法，好多村莊仍遭遇徵收之苦，這些村莊向灣寶人請益，於是他們構想，如果把抗爭方法還有論述集合起來，或許可以幫助到其他的抗爭者。當時，是書中主角洪江波來跟我聯繫，一開始我先答應，但在和他們討論時產生拒絕的念頭，因為對我來說，如果只是把過去抗爭的論述集結下來，並不需要一位寫作者，而是優秀的編輯。其次，觀察社會運動以來，我認為沒有一場抗爭可以複製。天時地利人和是很難湊齊的，因此這本書若只是集結論述，我自己覺得效益不大。順著這個邏輯所觸及的，是我作為一個媒體從業者的核心焦慮——這樣的出版，到底有沒有傳播效益跟流通性？

過去，我們不乏跟社會運動有關的出版品。遠一點的，有美濃反水庫後出版的〈重返美濃〉，近一些，有吳明益老師跟吳晟老師編撰的〈溼地．石化．島嶼想像〉。但回頭看這些出版品，不難發現，它們是當下的宣傳工具或宣傳工具的集結，在事件的節點過後，除了參與者與研究者或相關科系的學生，這些書很難再被更廣大的群眾閱讀，而且是反覆閱讀。就以石化那本為例，我自己的文章和照片都被收在裡面，但到現在都沒去重翻過一次。這個經驗給我的提問是：如果文本不能夠被反覆觸摸、翻閱，出版的意義何在？網路發達，雲端硬碟永存，資料不死。因此，跟居民討論時我說，如果她們還是決定委由我來寫這本書，我會想要打破過去書寫社會運動事件的方式。

這個想法被居民接受。因為他們本來也沒有認為這本書一定要長成什麼樣子。不過洪箱特別跟我強調，雖然抗爭期間，她和張木村比較常在媒體前面曝光，「但整個村莊可以保留下來，靠的是很多無名英雄」，如果可以，希望這些人的付出跟貢獻可以被看見。

在確定居民的想法跟底線後，我開始斷斷續續想這本書的樣貌。但其實沒辦法很專心。因為當時我在公視「我們的島」工作，島是帶狀節目，報導跟表現形式是專題，是既強調故事又強調論述的狀態，並不容易表現。加上我不是電視腦，所以即便在電視台工作了一年多，還是找不到敘述技巧。此外，電視台的功很細，文字記者要負責採訪前的準備工作、敲訪問、訂出差房間、核銷、採訪、寫稿、做場記、聽打等內容，寫好稿若攝影剪接後覺得不夠流暢，往往還要修改。剛剛說過，我不是電視腦，所以我經常在折磨攝影跟製作人，曾經改過腳本十多次。加上在島我多半負責比較硬的議題，所以寫下約五千字左右的稿件後，就沒有後續。

那五千字的稿件，其實就是灣寶一書的開頭，也就是張木村接到查估通知然後七天七夜沒睡覺這段。它不是一個想好架構才開始寫的文字，而是我在想，是否可以試圖用小說的筆法寫這件事，讓它成為一個可被重複閱讀的文本。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新聞寫作雖也強調人事時地物，但新聞寫作缺乏內心獨白等細節，若是那樣的筆法，就無法達到洪箱希望的，讓人的樣貌立體。但就像剛剛所說，寫完那五千字後我就沒有動靜。一直要到二〇一三年初，張木村因病過世，我才真正認真構思這本書的結構。

張木村過世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因為答應寫書後他就一直問，寫好了沒？寫好了沒？但我都沒寫。他的過世，代表我沒有完成承諾，儘管承諾的締約並不只存在我跟他之間。但我回想他的急切，回想「書寫」的意義，總有很深的愧疚——像他這樣一個小人物，歷經這麼大的，由公領域施加其上的變動，卻可以倖存，並非容易的事。但過往我們的社會與公共書寫，很少著眼於草根庶民。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字，他們的死亡註定被遺忘。除了他們的親人與好友，沒有人會記得他們生命曾經給出的重量。

後記裡我說，田野不會等人。這句話扣連的，同樣是我後記裡引述希羅多德所說，真實在個人身上。張木村是重要的訪談對象，我選擇小說體裁，小說體裁需要諸多細節堆疊才能讓人物與場景立體。在這村莊裡，比張木村年邁的長輩那麼多，我可以等，但他們不能等。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我跟島的製作人說，做完三一一的核電專題，我就必須離職，否則這本書，永遠沒辦法完成。

從二〇一一年，到真正開始書寫的二〇一三年，發生了幾個轉折。第一，是二〇一一年底的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失敗。所謂失敗，並不是政府沒有修法，而是修了法，卻未能讓浮濫徵收的問題消失。而也因為修法內容有一條是「市價徵收」，在這條例上路後，中科一期那裡的園區擴張，就因此沒有徵收爭議。這也讓我驚覺，過往我們在喊的「土地正義」其實沒有達成，也就是，並不是個案獲勝，就叫正義實現。最重要的，是修法過後受訪者的死跟社會對人重視人地關係這件事的蔑視，那個蔑視，造成書裡提到的汪菊的母親的死亡，也造成張森文跟大埔的困局。

這接續的發展，讓我回頭去想：如果只是採取小說筆法寫灣寶的抗爭過程，那跟以往的社會議題書寫差異到底在哪？似乎只差別在它比較好讀、有時間的脈絡，然後呢？「然後呢」三個字一直困擾我，因為對我這樣一個除了寫字什麼都不會的人來說，我相信字是有用的，字應該要是有用的，否則我的生命也無以為繼。

但這麼多年的記者生涯，受訪者的死跟傷痛，又會一再敲打我，或嘲笑我：妳寫的字是無用的。可能讀我新聞很久的朋友會知道，我自己認定的新聞生涯起點是樂生。院民至今未能安居，山在滑動，對我而言，一直是個噩夢。我經常夢見自己站在捷運迴龍站對面大樓望向樂生，突然間，山崩了，慢動作，樂生青年們正在搶救院民，但來不及，她們正正被活埋。我想去救援，但我不能。因為好久以前，新北市政府強拆樂生的一晚，聲援者的集結不足，一位參與抗爭的朋友小吹問我，要不要加入抗爭？我說好。小吹愣了一下後說：「開玩笑的，妳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件事就是報導。所以山崩的時候我不能奔走，我得記錄。我站在那裡用攝影機錄下樂生的死，衝回電視台想處理剛剛拍攝的帶子，過帶時卻發現裡面全是空白。

某程度可以說，是對那片空白的恐懼，讓我重新思考《黏土》整本書的架構。我回顧自己的採訪生涯，去想人為什麼會遺忘？這些事件，不是曾經捲動輿論嗎？在這麼大的輿論捲動下，制度為什麼還是改變不了？幾經歸納，我認為是社會對事件脈絡的認識欠缺。所以，決定梳理徵收為什麼浮濫的這條路線。這個反省，剛好搭上從二〇〇九年接觸灣寶社區以來，這個地方為什麼給我驚奇的原因。過去採訪抗爭運動，多半失敗，失敗的原因之一，不在於理性論述不足，而是政治壓力過大與地方不夠團結。但二〇〇八年開始到二〇一一年間，灣寶居民至少對外都呈現了相當團結的形象。

這個團結形象一直引起我的質疑與好奇。因為戰後台灣透過施行全面的土地改革，讓齊一式的發展策略可以普及，在這幾十年來，灣寶居民並非沒有受到影響，甚至，他們所歷經的，其他社區也曾歷經，那麼，為何他們能有別於其他社區，對這塊土地的認同感特別牢固？我想了很久，沒有答案。沒有答案，就去逛書店。有天下午，我在有河的書架看到一本人文地理學的書《地方》，書裡說，為何規劃者可以無視情感，因為對他們而言，地理紋理是空間。空間要變成地方，需要人地互動，不同的人地互動會創造不一樣的歸屬感，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了互動，也要有人願意深刻凝視，地方才會變成所在。

是這樣的當頭棒喝，使我決定上溯這個村莊的拓荒史，而不僅僅停留在可見的現代。這兩個書寫重點確立後，主旨核心就變得很清楚，我不再是單純講一個村莊的抗爭歷程，我所想說的是，這村莊裡的平凡個人，如何掙脫齊一的發展想像的過程。那個漫長過程，將讓我們得以理解每次我們可以擺脫現狀的機會在哪裡而我們如何錯過，並且知道「可能可以」怎麼扭轉。

選擇上溯這個村莊的拓荒史的另外一個好處，因為這個村莊主要是由宗族組成，這種方式可以讓其他無名者的生命融入拓荒乃至於村莊茁壯的各個事件中。因為書還是要有主角的，不可能寫盡每一個人。所以比較深刻的人物面貌，我還是鎖定在自救會幹部，以及參與比較深的居民跟聲援者身上。

很多人可能認為，我跟灣寶的居民都很熟，所以這本書的人物部分寫起來應該不太困難。但沒有。坦白說，除了張木村一家外，其他自救會幹部的生命史我都很陌生。包括廖本全老師，我們的交情很深，固定會約吃飯，但我其實不知道他的成長歷程，為什麼他會成為一位投入環境運動的教授？因此，在寫這些人物時，我都重新做了訪談。而也因為重新做了這些訪談，這本書的架構才真正立體。

早前，我只知道洪箱一些片段的生命史，比方當女工、開檳榔攤、開電動玩具店，那時候就覺得她的生命幾乎跟戰後經濟發展連動。但，我已經決定要寫這個村莊的開拓史，也答應要呈現其他抗爭者的面貌，所以除卻洪箱一家，其餘的空白怎麼辦？如果，我採用鎮誌的寫法，那肯定很難看，圖書館的鎮誌根本沒人要借。 所以，每個個人的生命訪談就變得非常重要。透過訪談，我才知道，喔，會長陳幸雄的父親被抓去南洋當兵、吳櫻男阿伯去掏過砂石、當過捆工，是他們的生活細節，讓這本書有了血肉。

當時採集到這些故事，整個人都在顫動。套用當下流行的語法：這不是命運，還會是什麼？但等整本書寫完，我才意識到，那不是命運，那是歷史。它們就在那裡，只是我們很少去問。我們看見的，都是大人物、大敘事，卻忘了身旁長輩的生命底蘊，不見得比那些大人物不精彩。當認真去聽這些人的故事，很自然地就會扣連到他們生活時代的政策。因此我的資料收集不是漫無頭緒，而是從他們的生命史去找對照的閱讀素材。

儘管剛剛說，我的資料收集沒有漫無頭緒，但在史料閱讀的部分，我還是幾乎把可見的相關文獻都讀過。會這樣做的原因是，當我們談論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都會聽到一種簡便的說法：國民黨的腐敗導致這一切、本土人士一直想要維護台灣人民的利益。所以，去看二二八、去看二林事件，幾乎都是重複著統一的主流論述。但這種論述沒辦法說服我。因爲至少在我從事記者的這十年間，我看到本土政經力量也在壓榨弱勢，土地徵收條例修法時，國民兩黨都不願意改變。黑白分明的形象只會出現在好萊塢，不會在真實人生，如果文學存在，只會在那模糊地帶。因此，我會另外去找當時時代背景的人物傳記來閱讀，並找其他領域，比方社會學、人類學甚至是商業管理、經濟學的背景論文，去補充其他觀看角度。此外，大概是社會學的訓練，知道人的抉擇總是受到角色限制而會產生衝突，因此在爬梳歷史這條軸線時，我勢必也得拓展到世界的範疇而不只是島嶼。

我覺得這個社會很幸運的是，有很多人默默在反省主流論述這件事。而且那種反省，不是因為立場，而是對於空白的好奇。在書中我大量參考瞿宛文老師和她的學生廖彥豪寫的土地改革論文，在這篇論文裡，他們處理了政治力如何影響土地改革的過程，而那解答了我對現今政治人物不願改革的部分原因。甚至，那篇論文對我來說最大的啟發是，我們並沒有真的解殖。無關乎本土或外來政權的問題，而是地主階級沒有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被完全擊破，相反地，它製造了更多小地主。加上工業發展跟城鄉發展的交互影響，造成了我們現下面對的處境。而也因為這個處境持續太久，造成了農的反撲。這讓我重新定義殖民兩個字——那是一種不願與他人共同生活的心態，是排除。

《黏土》這本書，因為以灣寶的故事當作敘事骨架，使得整本書讀起來，像把農業放到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瞿宛文老師問我，應該完全否定工業發展嗎？農業應該至高無上、不可挑戰，農地農用的思維應該牢不可破嗎？對我來說，我不這麼認為，因為環境會變化，這是管制手段要存在的意義。而土地本來就是發展的其中一個要素，並不應該被限制給某一種產業使用。但也正是如此，這本書勢必用這角度現身，因為目前台灣對土地利用的思考，確實過於窄化。而這諸多因為故事範圍而沒被寫出來的部分，都是這本書寫就後，我們要重新去思考跟面對的。這也是為什麼書出版後，我並不談書本身，而是延伸拉出各個跟發展有關的面向和讀者一起討論。這項工作並不輕鬆，但有意義。因為對一個媒體工作者來說，現世新聞擔負引發思辨的功能幾乎消失，而我想透過書的出版把它找回來，唯有如此，我們才可能促進政治上的改變，也唯有如此，我才可以安心地說，我是記者。

從離職後，我大概花了有半年左右的時間閱讀文獻。除了文獻，也持續且大量地閱讀小說、攝影作品，還有網路上的影片。網路上的影片主要是一些消失場景的紀錄，像是中華商場的樣貌、工商展覽的場景等等。閱讀小說的部分，是去看其他作者怎麼塑造人物、怎麼寫地景，甚至包括語言的運用。因為我打一開始就設定這本書不會完全用華語寫作。對我而言，語言是人物立體的重要因素，灣寶居民平常就說臺語，那些話翻譯成華語，口氣會完全走掉。所以，語言的轉換也花了我很多功夫，一開始因為不太熟臺語文字的書寫，只要寫稿就要開著教育部詞典的網站，視窗一直轉換，搞得我都快脫窗。

除了語言，敘事腔調是更大的問題。因為這本書不只是寫灣寶抗爭，還涉及土徵條例修法。修法沒有結束，所以我無法採用第三者的敘事口吻，記者胡慕情一定要現身。此外，人物立體，要靠內心獨白，所以人物的部分，是人物的第一人稱敘述口吻。另外一個問題，是這書要爬梳歷史讓大家了解徵收為何浮濫，這硬梆梆的歷史，按常理，會是一個隱身的全知觀點說話。所以這本書至少就有三個敘事腔調。這也是為何這本書改版那麼多次的原因。舉例來說，我最初的開頭版本不是葬禮，因為葬禮太沈重，一開始就告訴你人死了，誰還想往下看？但後來覺得不是葬禮開頭好像不行，因為記者胡慕情如果不在開頭現身，後面要冒出來講徵收條例修法就會很突兀。這樣不斷拉扯，修修寫寫，直到第六版才確定了故事的說法。那時候是二十萬字。而在此前，我曾經寫到十六萬字，刪了四萬多字，又寫到二十萬字，最後定稿時，大概是十五萬將近十六萬字。

在這漫長的成書過程中，我有很多擔心。因為記者不是學有專精的職業，尤其我不像有些記者，本身具有經濟或歷史或城鄉規劃的專業，我就是個傳播科系的畢業生，因此，才會在成書過程中找很多專家，而且是立場不同的專家審訂。這些老師或他們的學生給我最大的回饋，是協助我重新去審視書的缺陷，比方敘事過於扁平、不夠還原整個時代等等，而也在這個共同審定的過程當中，我們又各自發現了研究這個領域可以怎麼跟報導或是寫作結合。

但就像我開頭所說過的惡夢。我最大的壓力來源，永遠是受訪者。他們告訴你那麼多故事，這些故事都好重好重，因為那是他們生命的切片。你要怎麼運用這些私密的素材，讓它不成為八卦，不是窺視，而是能夠成為穿透並串聯公私生命的黏著劑，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事。人類學有個說法，是研究結束後，撤離的研究者就背叛了田野。可是背叛這件事，其實不是離開場域本身，而是現實的生活裡，追求全然的真實，永遠有傷痕。在田野裡，受訪者也可能背叛你。因為有些事對他們來說永遠要是秘密，有些事他可能礙於什麼原因，只能告訴你一半的真實。但訪問者為了對應現實，必須向他們挑戰，這是衝突的生成原因，背叛的土壤。那個分寸的拿捏，我沒有辦法具體形容。只能說，訪問者得一直質疑自己，想像自己是受訪者，並且在衝突發生時，誠實且耐心地跟他們溝通，為什麼你想知道某些事，為何某些事的揭露對你，或對這書寫即將面對的場域來說是重要的。

書出版至今，依然不知道自己做得夠不夠好。這件事可能永遠是天問。事實上，那可能不只是一本書如何寫成的天問。天問的源頭，是人可否信人，人可否透過字的寫成，共同生活。如果有人告訴我：「這件事可能。」除了感激，也許那將讓以字為生者可以一直尋找解答，直到無法行走為止。


討論時，有一ＮＧＯ工作者提問，現下的媒體環境，有辦法讓像《黏土》這樣形式的書繼續出版嗎？我答以不可能。至於為什麼，以及如何可能，在 十月二十七日永楽座那場講座，會有爬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