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土 》延伸講座：當「農地農用」成為起手式

大家好，雖然十二月底還會在美濃的有間書店舉行座談，但該場講座是和好友瑋傑閒談（並參加他的演場會！），因此松園這場講座，應該算是《黏土》這本書嚴肅議題的最後一個場次。藉著這個機會，我想謝謝衛城出版社願意出版這本書，讓灣寶的居民跟我，不必思考怎麼出版以及通路的問題。這將近半年的時間，衛城甚至不計成本地舉辦漫長巡迴，這對一個小出版社來說，不是容易的事，但對像我這樣的作者，卻是十分重要的事，因為沒有這樣的支持，今天我們不會在這裡相遇。謝謝總編小瑞，這本書沒有她不可能完成，更不會完整。和她合作，使我有了踏實的成長。同時，也要感謝這座島嶼上的每一間書店。雖然自己是獨立書店的支持者，但在出版後的巡迴日子裡，我看見無論實體或虛擬，大型通路或獨立書店裡的真實個人，在試圖轉型跟努力。而許多我不識或默默閱讀的人，在這本書出版後，用各種方式支持著它走得更遠——不論是訪問或評論，或在這本書出版數月後，拍下它仍存活在書店的照片。當然，也要謝謝各位被我拖下水的與談人，謝謝你們在歷經我的任性折磨後，仍願意跟我當朋友。這一切讓我相信，這本書的出版，具備了議題以外的公共性。

這樣無數的微小串連，對我來說，是每個獨立的個人想著「在自己的崗位上到底還可以做些什麼」。那串連起來的風景就是一幅農耕的連續畫面，是辛勤翻土、養地、施肥、灌溉，不畏天災，不懼人禍。甚至，不期待豐收，但有著「時候到了，就要收成」的決心。那很像是台灣農業，因著戰後經濟發展而千瘡百孔，所必要的修復過程。

在幾場座談裡提過，雖然《黏土》寫的是農業，但核心其實是「發展」這件事。是「保有土地，等於保有想像力與可能性」。回顧過去的座談紀錄，可知道目前台灣的發展，需要很多面向的修復，至少，包括了水資源、媒體、國家的角色、制度變革等。而這一切的崩壞根源，又與今天我們要談論的主題，也就是政治，脫不了關係。

粗略來說，當我們談論土地徵收的每個個案時，第一時間聯想的，必定是地方派系的利益。但若把縱深拉大來看，地方派系並不是形塑浮濫徵收的唯一原因。因為整體農村生產環境的敗壞，不是由單一地方政府可以構成。也是這樣，《黏土》這本書中才特別去爬梳土地改革制度如何形成，以及戰後經濟發展的歷史路徑到底怎麼形成。

台灣第一波土地改革完成於日本殖民時期，也就是廢除大租，清理小租權，這個時期的作用，是為了健全國庫。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窺見，土地與資本的關係其實密切。到了國民政府來台，始進行我們現今認知的土地改革，這時期的土地改革，一樣和資本有關。雖不是直接讓土地稅收進入國庫，卻是透過三七五減租和公地放領，維持農村的穩定，好讓土地資本與農村人口為工業服務，出口以賺取外匯。

在這本書裡，我引用了中研院瞿宛文老師與其學生廖彥豪的研究，從他們的研究可以看見，在國府進行土改的過程中，地方派系與土地炒作的基礎就已經建立。在改革過程中，國民政府歷經二二八及接收台灣的社會動盪，讓本土菁英有空間與其談判，以維護自身利益。那些菁英，有我們現今依然使用主流論述完全正面崇敬的，比如林獻堂，但他們在土改過程中，其實拒絕釋放大部份的出租耕地，也不願鄰近都市計畫，與未來可做工業用地的土地被釋放給一般農民。換言之，在戰後的土地改革過程中，所謂的地主階級並沒有被瓦解。而這些本土地主階級，加上國民政府後來鞏固的政治派系，在工業發展的過程中，雙雙透過這些制度汲取資源。

在「台灣錢、淹腳目」的經濟起飛時期，這樣的剝奪感並不明顯。因為土地改革還是創造了部分小地主，讓他們可以坐在經濟發展的車廂尾。但這輛列車得以行駛，卻是靠著剝奪自然資源以及底層弱勢的基本生存環境而來。所以現今我們會看見反覆整治的農地、五顏六色的河流，時常有重金屬殘留的稻米或蔬菜。而這些環境的崩壞，也同時造成人地關係的崩壞，進一步使我們忽略或遺忘，所謂發展，應該視一個地方的特質，而非只就國際，或精確來說，是強國定義下的發展趨勢前進。

而也正是因為發展方向受人宰制跟壟斷，讓台灣這樣的後進國家，在掌握定義者一發生經濟問題時，就接連受到波動。台灣的這一波土地炒作，就興起在金融風暴過後。因為產業的穩定與否，難以預估，而土地卻是相對穩定的投資對象。

產業穩定性的難以預估，並不是我一人之言，而是號稱重量級的經濟學者朱敬一，在他就任國科會主委，處理中科四期爭議案所言。朱敬一說這話時，是二〇一二年。當時他在立法院報告，宣布二〇一〇年，必須徵收相思寮、開發面積超過六百公頃，卻僅經過半年不到時間審議的中科四期，要因為缺水以及友達不投資等問題縮小開發。當時我訪問他，說，友達的虧損很大，科學園區作業基金也嚴重負債，為什麼當初還要開發？朱敬一回答我，說產業景氣難以預估。某程度，我同意朱敬一的話，但真正影響開發與否的，其實是朱敬一宣布要縮小開發面積後引發的彰化地方派系抗議。當時，這些地方派系高舉的抗議牌子，寫著「已經沒有國光石化，不能沒有中科四期」。因為這些開發場址所在地周邊的土地，其實早在幾十年前就都被圈起來，等待一個重大開發進駐，替他們整地、闢路、拉水電，好進行後續的都市開發。而這個工業區加都市開發的發展模式，就是在一九八〇年代，竹科正式啟動後開啟的。

當時韓國還沒跟台灣競爭代工，人口回流鄉村，需要都市，土地價格因此翻漲。竹科的經驗，促使日後各地方政府都想開發科學園區，並且，為了降低抗爭壓力，啟用了新闢都市計畫都必須使用區段徵收的規定。不同於一般徵收，區段徵收有抵價地的機制，也就是讓被徵收的地主可以領回經過地目變更後，比較高價的土地，這對不再耕種，不須倚賴務農維生，以及因繼承制度只擁有很小的持分土地的人來說，十分具有吸引力。因此，竹科三期擴張時，才有政治人物跳出來爭取補償提高，這使得抗議徵收，跟愛錢的標籤緊緊扣連，而忽略真的有一批人需要靠務農維生，那是當初土地改革過程中，好不容易獲得土地耕種的貧農，也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意識到人地關係敗壞，而想要回頭耕種的新農，像是在宜蘭的吳佳玲或吳紹文。

這幾年，許多新農湧現，宜蘭應該算是非常重要的指標縣市，但新農的興起沒有改善農地消失的危機。除了大型徵收的威脅外，農地持續面臨鬆綁危機。而這危機一樣扣連著一九八〇年代的土地炒作背景，一九八八年的五二〇農運，民進黨提出農地自由買賣的訴求。二〇〇〇年民進黨執政後，正式開放農地自由買賣，此外，還允許免稅興建農舍。宜蘭現在的浮濫農舍，大抵就是那時候政策開放，加上雪隧正式通車帶來的結果。二〇〇八年，換國民黨執政，一樣想著下修農舍興建的面積，後來又提出農再條例。換言之，土地炒作跟兩黨政治緊密地綁在一起，而這也是土地徵收條例為什麼沒有辦法一次到位，修法成功的關鍵。

座談前，晏霖和我討論松園的主題，她特別提到第三勢力本來強調的農地農用，已經變成選舉的起手式。前不久我到佛光演講，看到某候選人的選舉旗幟，就寫著讓人混亂的「農地農用，農舍自由買賣」等口號。從這件事來看，其實某程度可說「農地農用」似乎變成至高無上的綱領。這件事，也是瞿宛文老師質疑我的。我很好奇，農地農用的政策，和吳紹文決定參選的關係是什麼，又，在宜蘭，反對農地農用的有哪些群體，他們為什麼而反，當吳紹文決定爭取單一選區下的唯一政治代理人，又要如何面對與消解這個反？

吳紹文先就參選這件事進行回應，她表示，參選是社會運動的延伸。因為宜蘭縣政府相較於其他地方政府，文官系統相對優秀，從陳定南執政後，縣府官員的素質，以及對縣如何治理，都比其他縣市優秀。宜蘭縣之所以可以開始管制農舍，正是因為有一群進步的文官（不是政務官）。

吳紹文在開始選舉後，接收到許多宜蘭縣長為何要管制農舍的各種說法。比如觀光業者施壓——因為住民宿的人比觀光飯店高兩倍。另外也有營造業者說，縣長林聰賢自己有在投資飯店。吳紹文表示，如果管制農舍是陳定南下令，可能不會有這些風聲。現在這些耳語，正因為林聰賢先前其實也是開放農舍的推手。儘管四月迄今農舍零交易，但既是人治，就很容易因人而異，因此才評估參選。而參選後，「農地農用」也果然成為宜蘭競選的重要標的。

除了體制內的守望，吳紹文參選還有另一考量，即是公民團體在推廣理念有所限制。過往農地農用政策多由守護宜蘭工作坊進行，但宜蘭因為長久由民進黨執政，有良好社大系統，宜蘭工作坊的推廣模式，和社大重疊，即是不斷舉辦公民論壇，但三年下來，成果有限，也就是多半集中在傳統的知識菁英圈，「但真正的農民怎麼想，地主階級怎麼想，不清楚，因此我們覺得應該透過其他方式來進行，畢竟，土地改革很重要的對象是地主，那這在過去的工作是不夠的。」

第二，社大長期受民進黨補助，萬一換黨執政，社大是否還能保有獨立性，也是問題。吳紹文過去曾在美濃蹲點，從美濃經驗而有此憂慮。此外，她觀察這波管制農地的紛擾發現，地主階級的反撲愈來愈明顯，「因為這些地主都是以前的佃農，透過土改，他成為地主。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其他參選人的口號，就是『農民權益要維護，農舍要開放自由買賣』，或是『農民起義』，他們是真心誠意這樣想，因為對他們來說，國家突然要管制農舍，跟大埔要強制徵收的概念是一致的，因為農地就是農民的，而農業沒出路，當農舍成為賺錢工具的這條路被限制，財產權的自由使用被限制，對他來說，就是不義。」

吳紹文指出，宜蘭縣政府要管制農舍，卻沒辦過任何一場說明會。「如果今天這政策很重要，花半年去鄉鎮農會辦說明會，應該是要做的事。雖然今天這個管制合理合情合法，宜蘭縣政府只是透過農發條例的精神去加強約束，符合母法精神，但在情理上沒這動作，很嚇人。」

吳紹文認為，今天土地開發的問題是上行下效：縣府藉此減低縣政負債，人民賣土地增加投資跟生活財產，縣政府賣土地還清債務，「在這情況下，反對土地不當開發跟土地炒作是很麻煩的事，因為大家覺得理所當然，比如我若有土地，我的土地升值我也很開心。這跟當初反六輕這樣的污染工廠不一樣，複雜更多。我們當然還是可以用很論理、很宣教的方式，去講糧食自給率等問題，但會被我們說服的早就被說服了，因此要怎麼說服其他人？或許是我們要想辦法把話講得更白。」

「在宜蘭，或說在台灣，農民等於地主。」吳紹文說，現在的宜蘭，耕作者其實以代耕業者居多，但代耕業者依然會把出租的地主稱為農民，也就是老農離農，「但他們的自我認同跟身份都是農民，真正耕作的人，反而不被認為有資格說話。」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吳紹文希望以一個代耕業者的身份出征，讓當地農民透過選舉看見新一代想務農維生，而後進一步可以跟農民談，國家應該怎麼針對農地做勘查跟規劃，把適宜的農地保留下來耕作，不要讓老農民覺得土地被剝奪而委屈。

吳紹文試圖從公民團體的倡議困境，解釋參政的必要與緣由，但她所提及的，農民對於土地的複雜認知，卻恰好是我對體制內改革的疑問。這個疑問，我分兩點進行。

一、我的部落格從開站到現在，點閱率最高的，都是罵人的文章。除了蔡英文到大埔張森文家致意卻消費喪家的文章外，另外一篇，就是我在罵紹文現在所屬的政黨，綠黨。當時的綠黨跟現在的綠黨當然很不一樣。不消說，光是主事者，就是我認為一直很沈穩進行社會改革的李根政。不同於早前的綠黨毫無組織可言，我相信李根政有能力好好籌組一個有目標跟實踐力的政治團隊。

李根政在決定投身政黨政治前，曾詢問過我的意見。早期，他被民進黨徵召多次，但他一概拒絕，他認為公民社會才是最重要的改革力量。因此當他決定改革綠黨，我問他為何突然轉向？他答，台灣應該好好思考未來如何面對中國。據我了解，在他決定之後，其實沒有立刻想要投入選舉，而是想著如何讓綠黨成為一個可正常運作的政黨。對我來說，這個可運作的政黨，並不只是一個政黨內部有人可以做事、有一定的行政機制而已，它更包括了選民的耕耘，也就是，你如何把自己的理念，跟公民社會緊緊扣連，更重要的是，必須歡迎來自選民的監督與批判。

雖然沒有在這部分跟李根政深聊，但從他以前的行事風格，相信這個想像落差不會太遠。但這個想像，在去年發生三一八佔領立法院事件後，似乎打了蠻大的折扣。正面來看，三一八是台灣另一波重要的政治破口，它的確讓小黨有了一些機會，但若拉回當時服貿抗議的背景，會很清楚看見，台灣的公共領域對話機制並沒有產生，當時的高強度對抗，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國族意識，而非箝制台灣農業與經濟發展的制度認知上。再加上目前的選制對小黨並不友善，這也造成了小黨為了有所突破，而有後續讓很多綠黨核心支持者失望的合併風波。

愈接近選舉，一些長期跟社運比較接近的同業也多有質疑，比方苦勞網的顥中某天看見親民黨的看板，上頭寫著爭取民眾支持「第三勢力」。他自我提問：

「親民黨在什麼意義上可以被稱為『第三』？似乎只是因為『一』與『二』的卑劣已是全民共識（藍綠含淚投票），『三』就成了有天然『理想性』的能指，於是人人爭當第『三』。」顥中進一步尖銳地說，「這裡的數字排列，似乎是不用問及歷史的，人們說，只要有第三黨，就可以制衡兩黨政治，但二〇〇一年立委選舉後，親民黨曾一舉拿下四十六席立委席次，踏踏實實穩坐『立院第三大黨』位置，但所謂兩黨的代議政治，是否因此而得到任何的矯正、糾錯，甚或改良？」

顥中的提問也是我的提問。當然，親民黨脫胎自國民黨，不完全和綠黨相符。而當時綠黨投入選舉，也宣稱台灣沒有「左」的政黨，自許能成為特例。但為在情勢急迫下取得權力的合併過程中，許多人開始質疑，看不出綠黨究竟左在那裡？目前為止，綠黨的確提出一些不同兩黨的政治改革，比方詹順貴律師提出我很在意的國土規劃，或是土地徵收條例修法，但就對抗新自由主義的問題上，比如貨貿，綠黨的訴求是「在監督條例完成前『暫停談判』」，又或者紹文，提出對農業政策的調整與看重。但這些法，或是條例，是否足以抵抗現在的發展邏輯？而當這結合綠黨跟社民黨合併時的諸多妥協，便讓我質疑，就算把綠黨的人送進議會，到底可以有什麼改變？

這是我對體制內改革的核心焦慮，也就是，擔心二〇〇〇年後民進黨執政的社會現象重演。也就是，民進黨執政後，造成社運力量空洞化。尤其目前除了綠黨，包括農陣的蔡培慧，以及過去許多在社會運動努力的前輩，都跑去參政，而這些團體，除了地球公民外，多缺乏完整的組織架構。換句話說，主要帶頭者的離開，很可能會為組織帶來混亂，屆時的監督，又會是另一問題。

前一陣子，有朋友和蔡培慧聊她參選的事，蔡培慧提到，若簽訂TPP或兩岸協議勢不可免，那麼或許需要一個好的人來折衝。我想目前很多參政的社運前輩，應該多少也抱持這樣的想法，畢竟體制改革不會一步到位，但，當候選人已經準備好要折衝，那就會跟在野時真正的「衝」有所矛盾，那麼，雙方顯然都該做好割袍斷義的心理準備，對這件事，紹文的看法不知道是什麼？

其次，農民或是弱勢身份參政，在目前看來，好像都直接被代入所謂的「新政治」或「新價值」的光譜，可是就以洪箱或是謝修鎰被推出來作為候選人這件事，跟「乾淨」或是「清流」並不完全等同。對我來說，謝修鎰參選這件事尤其有趣，那凸顯的是這個地方的居民相當清楚台灣的代議政治是怎麼一回事。而他們也透過傳統的政治邏輯取代了原先他們不喜歡的候選人。而這回推到箱姨第一次參選的背景，乃至於謝修鎰當選後，劉政鴻對他提過未來此地要開發的事情時，謝修鎰的第一個反應也不是農地農用，而是徵收補償太低。

洪箱也多次提到，有些居民的反彈，其實是覺得劉政鴻吃他們死死，是記恨當時劉政鴻說「好康不會給你們」，而這裡的好康，指的就是區段徵收。因此，當地的反抗包含了某程度的意氣用事。這也是我和許博任對談「團結的艱難」這個題目的用意。那次對談裡的一個重點，其實是點出了體制內的無力之處。比方土地買賣，在私有制的情況下，我們很難也不可能要求土地持有人不賣，若以土地徵收條例修法來看，上次修法過後，因為公告地價加成變成市價徵收，即減少許多抗爭，而這也間接降低來社會討論條例的缺失，乃至於發展的困境。我的意思是，過去社會之所以有談論的空間，是因為體制外的衝撞，目前雖有個案進行，但個案後面的結構，卻都獲得了階段性成果，而當原先體制外監督的人突然轉換了角色，又要怎麼將議題的討論繼續下去，甚至面對未來修法的折衝？

針對我對體制改革的質疑，吳紹文顯得樂觀跟自信。首先，她認為ＮＧＯ的人進入體制內，不等於被體制完全收編。「如果今天是蔡培慧，我不敢說，因為培慧是被大黨徵召去到不分區。但今天若是詹順貴或李根政，我認為不可能，因為是綠黨，而黨沒有資源，他們的參選是經過組織承認，組織願意賦予權力、給他資源去競選，因此未來他當然是對這組織負責。」吳紹文認為，社運參選完全有必要，「甚至只有這條路可以走。」至於面對社民黨近來遭受批評之處，吳紹文形容，「那像是城市姑娘嫁給鄉下農夫，會有很多水土不服，沒有婚姻是為了浪漫愛，總之，看選舉結果再說。」

吳紹文的競選總部主任林小八補充，會否選上跟選上之後的狀況，目前仍是問號。「但在要進入體制內的過程，我覺得某程度來說，我們更體制外了。」林小八說，過去她在大家都認為是體制外的農陣服務，但農陣實際上的群眾基礎其實很單薄。過去幾年她一直思考，必須突破這個同溫層的瓶頸，否則社會情勢比較好的時候，社運團體確實可以號召到幾萬人，「但那就是曇花一現。」這一個多月來，林小八頻繁地陪吳紹文到市場拜票，發現跟居民的互動很有趣，比方會問吳紹文到底是男是女，鮮少問跟農地有關的問題。終於碰觸到的問題，是「居民反應臺北地價很貴，那宜蘭地價也可以更高」，林小八認為，這映照出過去社會運動的對話相當貧乏，選舉像是逼迫自己去想「什麼語言才可以跟市井大眾對話。」

然而，這樣的組織工作與民眾接觸，難道是體制外的ＮＧＯ組織做不到的？針對我的提問，吳紹文很快地回應：「對，做不到。因為台灣人只瘋選舉，一般狀況，誰要沒事跟你去握手？又如果不是選舉，我也不會去想自己接觸多少人，可能可以得到幾票，換句話說，選舉強迫我們快速接觸人跟計算結果。」

不過，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趙家緯不同意吳紹文的說法。二〇〇四年，民進黨選入許多環境圈的大老，如王塗發或黃淑英，但這些人在面對行政院提出來的政策，依舊沒有太多使力空間。就以國光石化為例，若非社會力量凝結，這些體制內的人也很難發揮作用。趙家緯認為，打破同溫層靠的是實踐的決心：「比方二〇一三年的反核遊行會那麼多人，除了大環境的影響，其實是綠盟有意識地在福島過後，就辦很多種子教師的培訓活動，培養反核樁腳，但這次綠黨若說是將選舉作為理念的再溝通，整體來看，我覺得相對缺乏，甚至喪失了選舉的公共對話空間。」（成為綠盟認養人請按這裡）

儘管如此，吳紹文強調，她不相信真正做組織工作出身的人，腰桿子會軟掉，「因為他有自己的民意基礎，而如果出了一個條例或法案，我們在內部擋不住，也可以更快把消息是放出來，跟以前一樣做更多法案研究以及部署跟串連。」她進一步比喻，這次選舉就像小農耕作，不用慣行農法難免受到旁人質疑，不過只要堅持下去，盡力改善環境，堆肥自成良田沃土。

然而紹文的說法依然沒辦法完全說服我，這個無法說服，不是基於質疑人的變質與否，而是，就以我前面所舉的貨貿或服貿等問題，其本質是自由貿易對台灣農業帶來的生產條件敗壞與難以翻轉，但目前綠社盟所提出的訴求，卻迴避了這個發展路徑的持續與否。這些東西不夠清楚，再進到議會折衝，勢必衝擊原先部分支持的選民，而這些人可能正是最需要依靠土地與農業生存的人。

林小八認為我所擔心的張力跟矛盾確實存在。像日前被談論的貨貿，其實對台灣農產會造成很大衝擊，這波要開放中國的八百多項農產品，本在二〇〇二年就要開放，但因為中國跟台灣的飲食文化與氣候相近，所以民進黨用了一點手段擋下來，中國也隱忍，因若它去申訴，就變成國家對國家的談判。「但這不表示民進黨不想開放，從它們不對馬政府進行貨貿談判表示反對就知道，民進黨也還蠻開心，因為談成以後，千錯萬錯都是馬政府的錯，若拖過，到時候是民進黨要面對這個問題。」

林小八坦言，自由貿易該不該擋，自詡為左翼的團體都沒共識。「我想這不會是選舉的問題。過去三、五十年，台灣就是靠國際貿易獲得發展的機會，所以回過頭來我們在想自由貿易的問題，就會很矛盾。畢竟台灣在發展過程裡，不管農民或工人，都不完全是無產階級，我們不像韓國很壟斷，被財團剝削得很嚴重，台灣的小農小工，都在那過程中獲得一些利益跟甜頭。」

松園小屋的負責人蔡晏霖觀察吳紹文參政，認為從宜蘭經驗來看，對社運議題的推廣有正面幫助，「畢竟在社運圈內，很容易扮演黑白分明的角色，比如我在農陣一定說我反自由貿易，但當成為政黨，要面對的是吸引多數人同意，這句話可能就無法如此容易被講出來。但若不把體制內外看成人群或立場的選擇，是否可能更彈性的方式去想，如何在這來回之中，讓社運圈的歷練更完成？」不過，面對這十年間許多社運中堅分子的參政，蔡晏霖也坦言「選後社運圈誰撐確實是疑問。深耕議題的人才培訓怎麼做一直是個問題。組織內部不夠健全，還要跟群眾對話，現實來說，人才真的不足。」

就以宜蘭迫切面對的農地農用問題來看，守護宜蘭工作坊雖有吳紹文說的，無法打破同溫層的問題，但這兩三年推動農地農用跟農舍議題，也逼出一定成果，迫使縣政府提出嚴格管制辦法，並使農委會也開始重視這個問題。儘管目前宜蘭縣政府又退守，但這進退之中，仍取得一定的成果。「可也正是這一點點成果，會使得運動衰敗。」林小八說，這種不夠滿意的妥協方案，往往是運動階段性能量的成果，不論大埔，樂生，土徵，農地農用，都是，若不是吳紹文跳出來選舉，農地農用可能不會繼續被討論，「但當選完，運動團體也衰弱，這議題要何去何從？」

在三星種稻的新農章思偉說，其實不管體制內怎麼管制，房仲業者還是有辦法去鑽漏洞，「我覺得選舉或許是好的練功方式，但一月十六日之後，農地的炒作，或期望農地可以變成房舍的事，還是不會停止，在這之後，是否還有組織可以持續去運作，凝聚改變的共識，恐怕更加重要。」

今天這場座談，對我個人而言，其實難有共識與結論，因為政治與農業的問題，背後所對應的，是台灣半世紀以來的發展模式困境，是台灣作為後進國家面對產業的問題，只要台灣還依賴著歐美國家，甘願被置入全球代工分工體系裡，我們就永遠沒辦法做主。蔡晏霖認為，無論是選舉，或是新農，宜蘭這群人所嘗試的，是用勞動跟日常生活，慢慢去解構跟回應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回應的一切。蔡晏霖指出，這幾年，很多年輕人來到宜蘭，用身體宣示他們可以負擔農村在台灣未來城鄉關係可發揮的角色，年輕人也慢慢受到當地老人家的肯定。「但問題卡在所有權，」蔡晏霖說，「就算老農願意交給新農耕作，但當他的小孩想賣地，老農不可能在這節骨眼說他還要把地租給新農。」

「換言之，農地一直被綁在親屬的共同體，加上資本主義的邏輯去繼承與轉移。」曾經，我們用土地改革的方式改變了親屬跟資本的結構，但改革沒有完成，國家就退位，土地自由買賣開放，進一步讓資本力量入侵土地轉移的領域，蔡晏霖表示：「如何進一步讓國家負擔它要負擔的，牽涉到年輕人可否提出國家發展的願景，告訴國家它該為我們做什麼事。」

所言甚是。

但今日喊著讓年輕人決定未來的參選人，是否都把「國家該為我們做什麼事」想得夠清楚？自己的主張會不會相互打架？設若有一天，參選人也成為國家的一份子，能否對選民投給你的那一票負責？這個質疑，在綠社盟的范雲與蔡英文做便當時提過。就我所知，綠社盟曾要求范雲針對這件事，在參與前跟參與後都要提出說明，但顯然沒有。

繼范雲之後，又有李晏榕，她和陳建仁合照已經踩在我的耐性底線，昨日拜訪施振榮以及快問快答二的內容，那更是等而下之。但綠黨對外的說明跟反應，無論哪個事件，迄今慢半拍。無法對外說明，顯然內部有所分歧，或組織能量不及應變。彼此的主張跟運動路線若有所扞格，選前就無法讓選民清楚黨中央會如何處理，選後的光景，怎麼想像與面對。一直以來，擔心的不是變不變節，不是特定的「誰」，而是社運政黨化的過程中，公眾的基礎究竟是擴張，還是原地踏步，甚至削減？黨與監督組織的力量多有重疊不是最大問題，問題在於，因為社會的公眾基礎不夠，試圖取得權力的過程，造成混亂分歧的來源。

「當農地農用變成起手式」，對我來說，不只是宜蘭現今選舉面對的主流政治人物的抄襲與模仿，更多的是，它意味某些字詞失去了效用。語言是我們世界的邊界，我們可以創造它，也可以毀滅它。在開場時說，這些日子以來看到無數的微小串連，對我來說，是每個獨立的個人想著「在自己的崗位上到底還可以做些什麼」。參選自然也包括在內。我真心感謝每一位願意辛勤翻土、養地、施肥、灌溉，不畏天災，不懼人禍的投身者。但也衷心希望，諸位可以不期待豐收，但願意抱著「時候到了，就要收成」的決心。樂觀可以選上是好事，但這樂觀若換來無法預料的傷口，是否還能稱得上修復？千瘡百孔的康健，總是緩慢。這是最後一場關於土地講座，我的最後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