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翻地覆 資本主義 vs. 氣候危機》導讀筆記

本文為綠色公民行動聯盟針對《天翻地覆》一書讀書會的導讀逐字。

各位好，謝謝大家今天來參與讀書會。聽說開放沒多久就報名額滿，讓我有點意外，沒想到這麼多人關注這個議題，真是好事，但也因為這麼多人，讓我很緊張，因為在氣候變遷的議題上，我還是個學習者。並且，從來沒有擔任過導讀者的角色，今天把第一次獻給大家，如果導讀得不好，請大家多多包涵。

根據綠盟的指派，我負責導讀的是本書的一二部。在導讀前，想跟大家介紹去年我很喜歡的一本書，《失控的佔有慾》（群學）。我認為這本書所談的概念，很適合用來理解氣候危機之所以形成的原因。

作者米歇爾．賽荷，從字源與生物的排泄物、精液去談社會發展。他的理論，是「排泄物的存在即是地盤標記」。藉由玷污，生物得以取得或保存自己的東西。而當一個物種贏了，即成為自然的主人與擁有者。弔詭的是，無限擴張的末端，卻是界限的消逝，所有權的滅亡。氣候變遷，和工業革命以來的社會發展緊密連結，這意味的是，我們在這非常短暫的時間裡，想盡辦法去佔有空氣、土地與水。

因此，回頭去看許多制度的設立，不難發現它們是為了保障所有權的擁有程度而存在。比方，台塑六輕4.7期開發，會去討論它可以排放多少空氣污染物。但這些界限的設立之所以成立，是因為我們將它框限在某個地理區域，比方台灣這塊島嶼的天空。但自然資源實際上相互連結，沒有界限。土地界限可能相對成立，但它的成立基礎是戰爭。空氣和水則遠比土地更難被掌握，這種欠缺連動性的思考，終於導致私有權的喪失，招致無差別天災的來襲。因為擴張過程，改變了自然長期形成的穩定條件，人禍不可能不降臨。

遠的不看，看台灣的災難經驗便可知道，氣候變遷帶來的問題無法靠科技解決。如小林村滅村，至少就牽涉水資源利用或農業種植，這是產業政策，是政治。若由小窺大，尺度拉到歷次的氣候變遷會議，去看減碳為何停滯不前，也是因為氣候變遷拉出的調適或減碳目標，牽涉政治。政治問題背後隱藏的，仍是社會發展模式，換言之，氣候變遷的核心問題，是社經體制的調整。這也是我願意為這本書寫序的原因，它和我這幾年關注的議題息息相關，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所創造出的問題，是現在許多社會爭議之所以出現的原因。

作者在第一部先提出一個問題意識：「氣候變遷是否存在」？她從這項爭議，去探問「是誰形塑氣候變遷不存在的論述？」作者將否定的論述，和做出改變所要付出的代價扣連，再由代價拉出形塑這套言論背後的金權結構。

在這裏，作者用了一個有趣的視角，某程度可說是延續她在關注卡翠娜風災的觀點，也就是災難財的概念，將這些金權結構與暖化帶來的商機做了論述。換言之，對作者來說，暖化已是災難，但商人否定它，藉由否定，換取自身的利益，而這會帶來更多的不公平——這種否定暖化已是災難的觀點，將最弱勢的人排除在被保護的範圍內，這會帶來什麼結果？顯而易見的，是難民。這也是近年來，氣候變遷與戰爭被並列為同樣重要的危機的原因，他們有本質上的相同，即是掠奪另一群人生存的立基點與可能性。

這種否定背後牽涉另一個大問題，也就是國家的弱化（註：討論過程，世瑀認為國家並沒有弱化，我同意。「弱化」若應對現實國家狀況，不是正確的詞彙，但原本說出弱化，指的是，我們對於一個國家應該要有的想像）。國家的弱化，會強化弱勢者的危險地位，在多元族群的國家，更可能涉及族群的滅絕。台灣的莫拉克即為一例。長年低廉補貼工業土地或水電，乃至於銀行的無限貸款，或政府各種基金的補貼，企業、政府與銀行變成生命共同體，再爛也不能倒。這讓產業無法調整，災難反覆循環，重建沒有可能，因為缺乏資源，進而外包。而這樣的觀點設定，使得作者在後面篇章談及能源產業調整時，讓國家有了相對合理化的地位。

在談論能源產業調整之前，作者先拉出另外一條支線，去討論現今解決氣候變遷危機的科技技術為何不可行。第一，在去年底的巴黎協議出爐前，京都議定書與後京都時代，一直為人詬病。作者的問題意識，基本上奠基於此——即是去探問這樣的跨國重要協議為何窒礙難行，進而發現，減碳與自由貿易的法令相互扞格，而減碳的協議的內容無法凌駕在自由貿易的各項條約之上。第二，是作者去檢視那種「減碳是好商機」的遊說訴求，企圖說服企業改變能源使用方式的結果，卻變相造成了公共財的私人化，製造出更多問題，強化原有的發展機制。

在掃描公共財被私人化的景象後，作者論述這個景象何以成立。也就是，若採取較為有效的減碳手段，政府將會大力干預。這背後所隱而未宣的，是將政府強力干預與人們對共產、獨裁的想像扣連。有趣且諷刺的是，共產或民主的政治路線角力，都宣稱是要「讓人能更好地生活著」。但無論共產或民主的政治路線的發展過程，事實上都不約而同地進行掠奪與殖民。這是兩次大戰的根本核心，也就是資源的搶奪。甚至，在二戰後，這種資源掠奪，透過扶持民族獨立與外交援助的方式進一步地被強化。

在這樣的經濟佈局裡，幾乎所有的國家都牽涉其中。在書中，作者特別指出全球食物體系目前占了全世界溫室氣體排放的19％到29％之間。「就食物體系而言，貿易政策和法規確實以非常結構的方式催逼了氣候變遷。」這個影響是雙向的，大量的輸出國那方，因為貿易而製造許多碳足跡，而被拉入此種貿易體系的原農業國，則必須縮減農業生產，轉而將土地挪為他用。台灣就是非常明顯的例子，土地從農業轉為工業，成為歐美工業大國的代工服務商。

早期這種發展模式，因為資源的充足，而有平均共同提升的現象。但若回溯比如台灣五、六〇年代的發展過程，人的財富累積並不平均，當時的滿足，是因為農工不等價所產生的錯覺。勞動力的保障相當差，這也是移工會生成的背景。而今，因著這種發展模式的沒有更變，移工的量大到衝擊台灣本島的勞動市場，而產生了對人的欺壓與剝削。對我來說，這其實仍是殖民的變形。而更根本的問題是，早期這樣的產業依賴，會使得一地的經濟無法完全自主，因此，每當歐美國家發生經濟危機，台灣幾乎首當其衝。

除此之外，台灣也因此成為排碳禍首，作者在書中提到，透過國際貿易，工業國家得以把「骯髒的製造過程」移轉到海外。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製造而由工業化國家消費的產品，所增加的排放量，比工業化國家減少的排放量高出六倍。更重要的是，而二氧化碳雖不致命，隨著二氧化碳排出的懸浮微粒、二氧化硫等空氣污染物，卻遺留在台灣成為難解的問題。

近幾年，因為徵收爭議的關係，農地的多元價值開始受到重視，其中一點就是調節氣候，因為農地可以留住水。但在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台灣成為輸出工業產品與減少農地調節氣候的碳製造者，並且失去相對可以自主的產值收入。以ＷＴＯ為例，在加入ＷＴＯ的貿易體系後，每年農業產值的減少金額，由九十餘億元遞增至每年三百二十億元。

作者透過兩章的篇幅，大致呈現過去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接著，她在第三章開始討論的是公有的重新建置。在這裏，作者從公共財的移轉重新確立國家的角色。誠如大家所知，許多極端災難都與氣候變遷脫不了關係，因此，她先以風災的災難狀況與重建為例，去點出公共財被私有化所產生的問題，再將能源使用方式拉上舞台，並進一步論述，正是由於讓渡公有財，才使資本權力無限擴張，導致了國際公約的無用化。而今唯一之道，是必須找回國家的位置，找回國家存在的目的，也就是合理、公平的配給。

合理、公平的配給，意味重新規劃一套發展模式。然而這套發展機制，必須跳脫過去國家—資本的兩端擺盪，意即，中間必須有人民的參與。人民的參與，是為了敲出一個破口，因為改變過去的發展方式，勢必影響勞動權益。作者在此拉入了工會的角色，提出綠領工作的可能性。今年COP21，同事靜梅前往巴黎採訪，發現瑞典在近年取消化石燃料補貼後，不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引導產業轉型，GDP並無下降，反而提高了62％之多。應對了作者在書中所說：「在擬定對抗氣候變遷的政策時，把勞工和窮人的利益擺在第一線，我們就可以同時阻止氣候變遷，並且處理我們的工作大量消失的慘況。」

將勞動力拉入視野後，作者開始談如何撇棄化石燃料、擁抱再生能源。作者主張，國家必須在能源轉型的過程扮演重要角色。為什麼？因為天然氣。在作者的論述視野裡，天然氣在改變暖化的進程裡，被當成過渡能源，但因為過去的發展結構，使得這項被私有化的能源，成為資本家希望永遠持有的能源。換言之，當再生能源要取代天然氣時，就會造成對資本的衝突。這個狀況，同樣也適用於我們現在面對核電的處境。

目前，台灣官方定調（至少目前馬政府）以核電為過渡能源。但這個做法行不通，鄰近的日本就是範例。日本在福島核災後，反核聲浪高漲，但日本最終在去年七月重起了川內電廠。為什麼？這是因為日本的九大電力公司都是私人產業，而在戰後，核電基本上是他們非常重要的能源選項，核電廠被這些電力公司視作資產，換算的價格上看幾千億，也因為軍國主義的考量，使用過後的燃料棒，也被當成資產。因此，如果宣布除役，這些資產就會化整為零。電力公司必須進行資產減損的會計處理（impairment accounting），這麼一來，幾乎所有電力公司的資產負債表都會變成負債。在日本，核電產業背後都是日本重要財閥，持有銀行，比方三井住友就是東芝的股東。因此，對銀行來說，也不會希望電力公司宣布放棄核電。換句話說，經營者必須做的，是回應股東的期待。在這樣完全私人的結構下，將沒有人能說不，也沒有人敢說停止核電、往別的方向發展。

在拉入德國的能源轉型案例時，作者另外提出了合作社的概念。讓能源，包括發電、送電，不再是一個獨裁、壟斷的系統。這個狀況，也是目前日本正在努力的方向。過去日本的輸配電系統，都由九大公司掌握，今年，日本也推動電力自由化，這個電力自由化的概念不同於台灣這種希望輸配電權力由台電手中釋出的狀況，而是讓社區有發電權力，且發送電可以分離。但這個電力自由化卻要到2020年才會完成。時間是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是，目前的電力自由化法案有些漏洞，比如東電成立的子公司，可以去包這些發送電的工程。其次是電網就算分離，既有電網的系統還是在九大電力公司手裡，而他送電的費用，是歐洲的十倍以上。因此，就算再生能源便宜，但在必須跟電力公司借電線，付高單價的情況下，消費者可能會因此選擇便宜的系統。因此，類似的問題，都是台灣目前在討論電力自由化所不能不謹慎思考的。

在這裏，作者開展的說服稍微龐雜，我並沒有完全被說服，因為邏輯有些跳躍，似乎有點將責任丟回到每一個個人的身上。但這部分先不論。簡單來說，作者認為，目前各國採取的委婉解決方案，通常會導致資本緊張而有對立難解的局勢，而唯一解決之道，是必須拋棄過往西方世界灌輸的生活哲學。因為那一切委婉作為，都只是繼續強化碳排放。她以天然氣為例，天然氣之所以成為替代煤和石油的乾淨選擇，是建立在傳統鑽探技術開採的排放量。但若天然氣透過壓裂法開採，那碳的排放量就會劇烈增加，甲烷排放量至少高出傳統方法百分之三十，且開採及運送過程，可能會製造難以挽救的污染。

在第一部的尾聲，她拉入諾魯這個遭受氣候變遷威脅的邊緣小國，重新為她打擊資本主義的主旨定錨，強調「開發主義和地球的關係不是互惠的，而是以宰制為基礎，純粹以拿取為目標。」而這樣的過程，會造成許多犧牲以及終極剝削。作者在這裡也要求大家跳脫傳統左派、右派的思考，直指自詡為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早就落入與資本主義國家吞噬資源的困局，換言之，面對氣候變遷，採取行動的曲徑，必須是全盤摒棄排擠、剝削、吞噬、無止盡的發展想像，否則一切沒有可能。

在第二部裡，作者接續討論的是另一幅共謀的景象。作者在第二部第一章表示，包括她自己投入的團體和計畫，背後都有化石燃料公司的挹注。在北美和歐洲，無論學界、新聞界或社運界，很難擺脫可疑資金進行公益活動，這個結果，顯示了組織財源自主的重要性（捐款給綠盟請按這裡）。因為，當大型環保組織受到企業或資本的支持，很有可能使組織不夠自主，成為企業的遮羞布，而無益於解決問題。比如碳中和與碳交易。

比方，目前台灣麥當勞炸完薯條後的廢食用油，會馬上送去另一家公司做成生質柴油，提供給麥當勞物流車使用，由於台灣麥當勞使用百分之百的生質油，可能比直接使用汽油的價格還要貴上許多。但目前麥當勞打算將這推展到世界各地連鎖店，這就會衍生出碳中和，少排碳，少買油，這將使得麥當勞在碳交易市場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根據地球之友統計，麥當勞所用的肉類，來自工廠飼養的動物，並以在被砍伐樹林地區生長的進口動物作飼料；而麥當勞提供肉類及奶類以製作食品的工場的二氧化碳排放，加起來比全球交通工具更多。

在這一章裡，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是作者去回顧了目前的困局：環保團體為什麼會長成這個樣子、為什麼理應具有反抗姿態的團體，卻和資本愈靠愈近？第一個原因，是環保立法。但參與運動的人都知道，立法，或是某種政策擬定之後，其實會相對削弱抗爭的合理性，因為它揭示，或說踩定了「這就可以解決問題」的立場。然而我們都清楚，政策或律法的擬定，不可能真正公平，因為受害已經造成，它是一個妥協的概念，而妥協往往對弱勢者不利。就算是預防原則，比如環評，它也會涉及政治力的介入，或是就有律法的訂定早已跟不上新興變化的情況。而伴隨著律法的訂定，隨之而來的是邏輯相對簡單的「污染者清除」或賠償的概念，轉換成台灣熟悉的概念，即是為數不高的罰款，另外，則是「回饋金」。最著名的案例，是三輕。回饋金的發放，會讓地方的團結更不可能。

其次，是一九八〇年代前後，雷根政府聘用許多科學家作為智庫，指責環保團體利用恐懼作為工具。這和台灣的進展也有不謀而合之處，延續著前面提過的回饋金或補償機制，確實有人利用公害事件糾眾喊價的狀況發生，使得從事運動者，被貼上環保蟑螂的標籤。而原先可以與政治人物談判、要求政府管制企業的空間，又被前期的立法填滿，這樣的情況，造成了環保團體的存續困局。因此，在八〇年代後期，開始有環保團體與企業合作，認為透過合作，可以改變企業的想法。而這樣的合作，讓團體獲得資金挹注，逐漸形成一種主流，並且釀成環保團體的路線分裂。同樣的情況，在台灣也有例子，比方荒野保護基金會的環境運動路線，相對來說缺少硬性的抗爭，而採取教育模式，著名的例子是關燈活動。這種響應對企業來說非常簡單，畢竟才短短一小時。但這做法基本上是無效的。因為碳排放的核心原因之一，即是過度消費。

作者無意指責這些人對環保是虛情假意，但這樣的模式卻會對民眾正確認知問題核心所在造成阻礙。在這裏，作者也探討了媒體的角色，比方高爾投資紀錄片，但討論此問題的卻都是長期以來與氣候變遷問題無涉的菁英，或影劇名流呼籲大家捐錢、換節能產品、台北一日無車等等。弔詭的是，不是名流的普通人卻在這樣的過程被召喚發揮更多消費力，而如果在消費過程產生罪惡感，「沒關係，我們可以在十幾個綠色網站提供的便利碳計算機上按個鍵，購買「碳抵消」。

簡言之，作者認為，正是環保團體提出輕浮解決氣候變遷的種子，導致氣候變遷的嚴重性無法被清楚辨識。 而「企業責任」成為新的口號，使人們認為，我們可以透過購買換取更健康的環境。

在對環保團體提出批判，素描了監督力量消退成為附庸而導致碳交易這樣的機制出現後，作者用了實際的例子，去討論碳交易之於抑制氣候變遷的不可行，並且以巴菲特為例，指出資本和氣候變遷其實具有同樣的一個本質，他們是跨地域的、是跨種類的。因此巴菲特主張氣候變遷會帶來大災難而推動保險，但同時間，他也是化石燃料的擁有者，並將煤炭出口到中國，好保證大雨會不斷落下。

除了巴菲特，作者還舉了布蘭森、彭博、比爾蓋茲等人，如何信誓旦旦改變氣候變遷，卻製造出更高排放量的荒謬結果。透過這些荒謬案例，作者要強調的是，確實，零碳經濟可以提供許多獲利空間，然而盈利動機不會是大轉型的接生婆。用資本主義邏輯迎接氣候變遷只會讓我們損失更多時間。

在說明資本主義無法解決氣候問題後，作者繼而探討的是，既然絕大多數人已經領悟，這些化石燃料寡頭，不會為了平凡人，將他們的龐大財富用來拯救世界，那麼，為什麼事情還是沒辦法改變？作者認為，這是因為，我們對科技的信仰像中邪一樣維持不墜，相信總有「超級英雄」會出來拯救我們脫離災難。但作者透過地球改造工程的案例，告訴我們這件事也是無稽之談，因為地球工程不僅無法快速地緊急修復，反而讓氣候變遷的衝擊加劇，而一旦風險加劇，仍然將是弱勢居民承受最大風險。而即便有用，我們也該思考：是誰來決定要不要承受這些風險？

在書裡，作者引述海洋專家莎莉這的一段話，她說：

「支持研究地球工程的人根本就是繼續無視於事實，不管我們做什麼，生物圈都會是主動的玩家（而不只是被動回應），而它的行進軌道是無法預測的。生物圈是會呼吸的有機體（絕大多數是微生物）活生生的集合，每一秒都在進化──是『自我組織、隨時在順應環境的複雜體系』（嚴格的定義）。這樣的體系具有自發的性質，根本就無法預測。我們每個人都知道！然而支持地球工程研究的人，完全不肯討論。」

台灣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地球工程。但套用在能源使用，尤其是核電爭議上，這位海洋專家的話依然適用。事實上，作者在採訪撰寫地球工程這一章節不久後，發生了福島核災，這起災難，應對了她引述美國哲學家的話語：「我們指認出傲慢的無知，那就是願意從事太大規模的工作，因此把太多事情置於風險之中。」

福島核災，再一次揭示生物圈是有機體集合的複雜體系，使得全世界都重新檢討核電使用的必要性。然而這項討論在台灣，多數時候，依然被囿限在科學能力的極限，依然陷在傳統的對發展的想像，這使得社會的關注焦點被鎖在是否缺電或是電價費用，而無法去看到其他因為我們只想到自己而被犧牲的人。

這兩、三年，只要有機會，我就會回日本去觀察災後的重建情況與反核進度。二〇一三那年，我到鄰近福島電廠只有三公里的地方，那是困難歸返區域，可能在我有生之年，都不會見到它的開放。海嘯後的情況如舊，船隻傾斜，房屋毀損，但藤壺生長，花草茂密。如果不是看見受害者家屬定期回來獻花的墓碑，我會以為那是一個假的，災難電影的場景。但它不是。

那一次，我還拜訪了到南相馬避難的農民，他叫三浦廣志，原本住在浪江町。三浦廣志種稻，在福島核災發生前，他正準備轉做有機農業。災後浪江町被撤空，他根本回不去，很多農民都放棄種植，因為輻射塵會遞入土地和水，沒有人要買福島的食物。但是三浦廣志還是想回家鄉，而且在避難的南相馬繼續種田，想辦法降低稻米從土地吸收輻射的可能性。為了這個理由，他和家人分開居住，在被污染的土地上努力。我問他為什麼？他這樣回答我：如果全福島所有農民，都可以跟我一樣有一塊地重新開始，我當然願意和大家一起重來，但這是不可能的。全福島有190萬人，190萬人中，一定有許多務農的人，如果這些務農的人無法重新開始，這就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社會沒有農業，絕對不是正常的社會。

而為了宣示福島核災已經結束，日本政府把除染的範圍，限縮在每年累積量超過一毫西弗的福島縣內的五十二個町區，但災後東京早就測到超過一微西弗的輻射量。儘管如此，除染的垃圾依然多得難以想像。這些垃圾完全找不到地方放，目前為止，日本政府只在距離福島電廠六十公里遠的伊達市找到一座垃圾場，而大部分垃圾，都埋在農民的農地或家裡後院。垃圾場原本是座山，被剷平拿來放裝滿輻射垃圾的太空包。日本政府宣稱太空包很安全，因為「空間測量」小於一毫西弗。空間測量的意思，就是離地測量。日本政府認為，人不會一直接觸地面。且世界衛生組織說每人每年平均會接受2.4毫西弗的暴露量。

可是，這樣的說法應對的是成人。核災發生時，二本松市沒被劃入警戒區，輻射塵照常入侵，3月18日，最高曾經出現每小時8微西弗的輻射劑量，超過台灣環境背景值至少50倍。就連到3月底，輻射劑量也還有每小時5微西弗。當地一所幼稚園，考慮孩子、孕婦是高風險群，所以花了一百萬自力救濟除污，把操場的土全部換掉，甚至把樹砍光。可是，一直到2013年的觀察顯示，二本松的孩子，每年大約會累積1.23毫西弗的輻射劑量，高於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一毫西弗。

在那次訪問過後，我沒有直接回台灣，留在日本有短暫的自助旅行，從關東飛到關西，但我沒有去台灣人很愛去的奈良餵鹿，也沒有去大阪購物，我的第一站，是一個沒人會去的地方，叫芦屋。這個地方若以台灣來比喻的話，大概就像天母這樣的區域。是高級住宅區，根本沒有觀光客。但若有人喜歡村上春樹，讀過他的「聽風的歌」，就會知道裡面的背景設定是芦屋。選這個地方旅行是很突然的念頭，起因是我翻了村上寫神戶大地震的書，看到震後他從芦屋上游一路走到出海口。村上那樣走，一來是因為芦屋是當時地震十分嚴重的區域，二來是他的家鄉。我那時想，啊，關西依舊很想重啟核電，走一走地震發生過的地方，可能會有些想法吧？出國前也沒多想，抽了書櫃的尋羊冒險記，在去芦屋之前重讀完，戰慄不已，因為文本完全反映了歷史。而那讓我重新理解了前一年在東京採訪時，為什麼每個人都跟我說，核電等於戰爭。

芦屋的興起，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當時，豐臣秀吉把首都建在大阪，因為大阪有水利之便，他要求所有貨運都要從此進出，大阪自古就是富庶的商人之城。一直到現在，大阪因地理的重要性依然存在，前面提過的三浦廣志，他重新銷售稻米，也是從大阪開始。不久後，德川慶喜將軍把政權還給天皇，遷都東京。儘管如此，遷都沒有動搖大阪因為之前經濟條件累積的各種發展資本，比如文化。因此在日本推動明治維新、全面西化的時候，大阪是最快呼應的。也就在那時候，大阪全面西化，開始興築鐵路，成為東方的曼徹斯都，發展煤礦、工業，環境開始被污染，這些富裕的人，就想住在比較乾淨的地方，因此選了大阪和神戶中間的芦屋，作為示範城市。從那時候開始，芦屋就是高級住宅區。

先前提過，大阪在遷都之前就有極大的經濟實力，但這些經濟實力不是來自政府本身，而是商人。這些商人早在日本內亂的幕府時代起，就支助不同的諸侯金錢協助戰爭、拓展勢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三井財閥。三井財閥原本經營絲綢和錢莊，因為在明治維新協助軍閥調度軍糧，獲得明治政府照顧，進而把持全國金融業。1876年，創立三井銀行，發展紡織、採礦等業務，換句話說，明治維新時的工業發展，都把持在靠著戰爭起家的財團身上。除了三井，還包括我們都很熟悉的三菱。這些財團，在日本打算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時，當然二話不說地繼續支助。

後來的歷史我們都知道，日本被兩顆原子彈結束戰爭。戰後，日本國內其實相當反對核能，當時，正是美國和蘇聯進行軍備競賽的冷戰年代。擔憂反美情緒高漲，美國開始推銷「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概念，而日本即便戰敗，還是沒有放棄稱霸的夢想，想著學習核電技術以發展武器。就在上下交相賊的情況下，原子彈轉為核電。誰來發展核電呢？還是過去的財團。三井財團雖然在戰後被迫解體，但它很快地藉著過去的經濟勢力，透過貸款、持股等方式重建，其中一家公司，也是我們很熟悉的，就是東芝。而東芝其中一項業務，就是做核電機組。

戰後日本的經濟復興，與其說是靠著核電，不如說是靠著這些財團發展出的業務。但因為他們持有核電技術，且日本電力早已民營化，對財團來說，當然是自己能用的比較省。我們提到想要重啟大飯電廠的關係電力公司，如果重啟大飯電廠，他就可以少節15％的電，並且減少購買煤炭的支出。至於日本政府，主戰派的勢力依舊龐大，這是為什麼至今日本政府還是想要支持核電，即便日本早有超過百萬人上街抗議。

當然，台灣和日本還是有些不同。比方我們的核電並非由財團把持。但若讀台灣戰後經濟發展史，你會發現，國民政府在戰後一手壟斷了跟軍事發展有關的所有產業，台電即是其中之一。且同樣的是，台灣會使用核電，一樣是在美國的冷戰架構底下。美國在戰後將台灣當成反共基地以牽制中國，透過美援協助電力等事業重建，此外，美援也協助武力和軍事支柱。為了拉攏美國，1963年，蔣經國宣布核電將成為台灣未來的主要發電模式，1973年，十大建設推動，核一廠是其中一項重點，此後核電和經濟發展便被牢牢地綁在一起。

然而十大建設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美國灌輸的，無限追求ＧＤＰ成長的線性發展模式。但那真的是可行的發展模式嗎？就算它是可行的發展模式，適合台灣嗎？回頭來看，這樣的發展方式是有問題的，是讓我們連發展最後的基礎，也就是土地，都消失。而這種發展方式最後導致的結果，是只有少部分人獲利，絕大多數的人受害。

這張照片，是芦屋的出海口。從大阪逃離到這裡的富賈，依然在無限擴張的發展模式中，看見落寞髒污的海洋。而在這個天龍國中的天龍國，依然有窮人。這位在污染海域中採蚵的婦女，後來在我面前直接脫褲子便溺。我很震驚，你能想像，那是台灣人認知的日本所可能發生的景象嗎？也許我們不夠偉大，不去管均富，得先顧好自己，但是，核災發生後的那些問題，我們承受得起嗎？我們，有地方逃嗎？

那次旅行，在去關西之前，我還去了鐮倉的円覺寺，探訪我很喜歡的一位導演，小津安二郎的墓。去的那天天氣很好，墓地一個人都沒。我找了很久才找到，非常高興，但當我靜坐在小津安二郎對面，看著他墓碑上的「無」字，居然想起了前一天去福島採訪的景象，然後忍不住哭了起來。

那時候，我是為了「無」這個字的表面意義哭泣，我在想，人有沒有可能不過度欲求，以避免招來空無？一年後，重看自己拍的照片，我想起的是在東京採訪的一個畫面。那是福島居民在三年後到東京電力公司抗議，而東京居民非常冷漠。那個畫面讓我想起小津的一部電影，東京物語，小津描繪的，正是快速發展後人的疏離。疏離來自自私，而那自私會在核災後更擴大。那不是揣測，是事實。那次採訪，我曾經遇到一位叫長決曉的原爆二世，她成年後嫁到福島，承受兩次跟原子能有關的災害。成長過程，因為是原爆二世，所以備受歧視，而這問題，福島也正在發生，福島的孩子遭受排擠。

因此，「無」不只是虛無，還包括無視。我們假裝若無其事。但當我們假裝若無其事，我們還有可能成為「我們」嗎？人可能單獨一人活下去嗎？因此，對我來說，當台灣在討論能源，或是核電問題時，不是將它放置在經濟，或科學專業下去思考，所謂發展，恐怕是一種哲學的選擇。而哲學問題其實不難。只要回到自身能夠生存的「最基本條件」去檢視。只要想著，人不可能獨活，我們得和他人，和萬物一起生存。我的導讀，是在這樣的思考基礎上而建立的，希望這有助於我們跳脫舊有的思考框架，去討論能源的問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