櫥窗下的福島

我試著思考，是否需要回應。若要回應，又該用什麼樣的語氣、態度，以及視角，去理解與分析三月十一日，於報導者刊出〈台灣沒有本錢重蹈福島悲劇〉這篇文所引發的爭論。這篇文章最初的爭議，是源於文章中一段話：

福島核災五週年前夕，日本交流協會邀請許多媒體到福島「交流」，住在仙台的友人在三月十日早晨瞥見新聞，說台灣媒體在災區快樂吃喝、宣傳復興政策多麼成功。

寫文是三月十日夜半，交稿給報導者時已經是十一日的凌晨。那是去到福島的第三天，剛拜訪完磐城小名浜的漁民、漁協、盤商、以及福島與浪江町村役所、川俁町。十一日一早要從福島市出發，沿著國道114，到福島災後五年，依然因輻射值高被列為困難歸返區域的浪江町、雙葉町，及至二〇一三年就被列為預備解除區域的小高町與其鄰近海嘯侵襲之處。在嚴重災區的行程之外，還會拜訪福島縣政府、福島縣農業綜合中心、東京電力公司、福島再生能源研究所、原住小高町，受災後重新在相馬市立足的農民、並不受核災嚴重影響，位於會津喜多方市的大和川酒造、時至今日，居民住家與農地被除染垃圾佔據，即將可以歸返卻空如鬼城的飯館村。還有位於東京，推廣再生能源的民間團體與築地市場。也因如此，開始寫下此文之際，我仍在採訪。在搖晃、破碎的車途中。

確定此行是將近二月底的事。要成行，必須確認受訪者的全部到位、三一一震災五週年的住宿問題、租車、申請禁制區的通行證、敲定夠專業的口譯、規劃路線與行程，其中行程必須是回顧這五年來福島的各種問題，閱讀各類資料後，決定切入視角才底定。之後還得列訪綱，翻成日文後，給受訪者參考與準備。

核災發生後，公共電視幾乎每年都回到日本採訪。我個人以公視編制內記者身份去過一次，離職後，以接案或只單純自費隨行的方式，含括這次，已是第四次。追蹤的路線有二，災後重建以及核災發生後，世界各國對能源轉型的思考。而尤其重要的是，這些被觀看的景象，都有必要與台灣對比。因為記者終會離開那被強迫觀望之地，回到島嶼，居住生活。那些取材，除卻對被認定為新聞性的事件的看守外，有一部分終究是自私的，希望那些取材，會對自己生活的場域有所幫助：媒體終究是介入的。它的行走，始終無法脫離介入。

無論專欄寫作，無論新聞，我從不是一個迴避承認有明確立場的人。媒體不可能沒有立場。撇去資本與政治干擾，新聞本來就是框架再框架。它是再現的事實。再現什麼內容都可以，事實上於我而言，是「都必要」——只要該視角有足夠的證據去支撐。那細瑣的證據是這多元視角被擺置在閱聽眾眼前後，供其辨認、思考，選擇信任與否的基底。而在這基底確穩後，公共政策才有前進的可能。這是我對媒體責任，以及工作倫理的認知。

福島核災，讓台灣的反核潮重新湧起。這幾年，民間團體殷切提醒大家以福島為鏡，就我觀察，這並非以成就運動本身為目的——所有的公共爭議，無非來自有一群小眾被犧牲。核三廠出包繁多，且有禁限建問題，北海岸與蘭嶼的居民則長期承受無人想接受的核廢料的凌遲。因此，那一再以福島為鏡的提醒，是要再次強調，這原先被一再疾呼、人類不能掌握的黑暗能源，終於在我們以為科技發達的現代，產生了難以挽回的災難局面。核能安全神話，一直是國家用以支持核電使用的話術，因而在核災發生後，強調核能安全可以掌握、強調災難重建相當成功，對一想要繼續使用核電的國家，也是必然。

但什麼叫做重建成功？撇去核災，就以災難來說，重建從來不是硬體的問題，而是人有沒有辦法回到災難發生前的生活。要讓人能回到災難前的生活，就必須去除災難發生的原因，這是福島核災發生後，世界多國為何關注、加強能源轉型。因為截至目前為止，福島核電廠還無法順利廢爐，關於如何解決爐心熔燬一事，技術還不完熟，何時能夠成功擁有這項技術，沒有人知道。機器會當機、會壞損，人可以藉由智慧、勤勞檢驗讓犯錯率降到最低，但人為疏失要怎麼防堵？

如果百密總有一疏，在那一疏之後所釀成的災難，究竟還有沒有辦法真正讓人回到原來的生活？這是這幾年不斷重返日本採訪的原因，也是這次行程的重點。這五年來，無論離福島電廠遠近的人們怎麼生活？重建狀況如何，回不回得去原本的狀態？它必須是廣泛的掃描，而不只是被框限某些人為規範裡的合格與否。是，我說的就是食品輻射容許量。這規範是在原子能事故後才現身的標準，是一善後，而非預防標準。因這標準遠遠不可能是確認人會完全無事的標準。因為對輻射的損害，是在災難發生的那一刻我們才開始研究，而在那之前人體與環境的健康風險調查資料付之闕如。

人對規範的適應力其實很強。現代化社會要求你被規範馴化，規範之於國家，本來就是為了管理。正面來看，它有穩定效果，但正面之外，體制化帶來的最大問題，是人一旦脫離它就無所依。核災便是一打破原先體制規範的災難，人因此無所適從，對未來感到迷茫，國家為了安定，便必須重新塑造一套標準與規範，讓迷茫者有可以緊抓的浮木。畢竟災難過後還要活下去，要活下，就得有所依循，吃什麼呢，能不吃嗎？規範在此時此刻有它的必要性與必然性。

也因此，風險二字從來逃脫不了語言的建構。它往往透過各種比擬的語言與概念才能被理解與描述。但標準到底怎麼訂定？核災剛發生時，日本政府為什麼要調高輻射容許值？這段過程，是日本民眾甚至台灣民眾不信賴福島農林水產的根源之一。那顯示風險可被國家意志擅自調動，而當風險的危害在生活經驗之外，猜疑空間要怎麼可能不存在？進一步來說，那標準的訂定，也不只是前述為了穩定動盪而生，它還含有權力者的私慾及意志，也就是核電的再稼動。因此對我來說，輻射食品問題不是單純的進口問題、可否安全食用問題，而是意味著，國家試圖重新馴化人民的路徑。但這路徑合理嗎？應該嗎？風險管理的目的並不是消除風險，而是管理風險。如果我們最為在意的是「安全」，將焦點鎖在風險上並鑽營，又怎麼可能達致想要企及的境地？

吃食是心理學告訴你人類滿足的最基礎。但若吃食飽足即可終日，不以為人。重建含括這一層面，自我認同、自我實現。不必多說，「尊嚴」這件事，正是台灣長期以來對日本這個民族最為清楚認知的特質，就算販夫走卒，也可因為一步一腳印做好自身工作而成職人。因此，核災後，二十公里禁制區的無可歸返，對以農業為大縣的福島來說，造成的不僅是產業衝擊，還是那些無家可歸者不知如何活下去的原因。人存活的依賴面向繁多，上述所提的體制標準是一，另一是抽象的精神認同，土地、家園、職業，這些能否真正恢復，才是我認為核電到底可不可以繼續使用的重點。而若此時此刻我們不能確定，卻有技術已發達的再生能源蓬勃發展，轉型為什麼不？以此來論述台灣的未來，為什麼不？

正因日本政府災後這五年拒絕放棄使用核電，使得福島的災民生活充滿拉扯。為了活下去，他們得信任體制，但體制對這造成災難根源的不願放棄，又讓他們無法相信政府，甚至，造成外界，乃至於國際對他們所生產的糧食作物與生活環境極度恐慌。風評被害是這樣來的。風評被害的解決，不是靠著努力二字就可達致的。

上述思考，是我回到福島禁制區採訪的理由。也是我專欄為何架構如此的理由，他們如何努力、他們的努力已經符合標準，但他們依舊受害，因為裡面有著政府暗藏的擁核居心。而這居心，也是台灣擁核派的居心。台灣承受得起核災嗎？核災真正結束了嗎？這幾年來，我或許無法訪問到每一個福島縣民，但所訪問的每一個人，包括政府官員，甚至東京電力公司，告訴我的都是，不，核災還沒結束。而東電明明坦承核災還沒結束，卻仍想重啟核電。是因為這樣，我的探訪與專欄多著重在那困難歸返區域。因為那些無人地帶的原居民最最貼近核災。他們說，不，不能重啟核電。不，核電不應該存在。整個福島縣民重建之所以進進退退的原因，我想台灣讀者必須知道。因為此時此刻，我們已經站在必須當機立斷的時刻，核一廠燃料池已滿，我們沒有時間。

在此文爭議爆發後，部份熟識我的主流媒體同業紛紛表示，若我將焦點鎖定在日本，或就不會引發爭議。但我無法迴避點出台灣媒體受邀前往一事。

首先，撇去公關團會不會淪為傳聲筒的問題，光是公關團的存在，對於公關團所觀看的對象，就可能造成傷害。「我認識汽仙沼的前輩們，他們好像有很多災後現實狀況想讓外界知道，但苦無機會。當然真心話媒體是不會報導的。」同樣是我的仙台友人這麼說：「有棟建築是汽仙沼有名的海嘯破壞地標，三一一前後，他們那邊就是媒體的激戰區。三一一熱潮也只會在這時候被人們想起。」

我不會聲稱公關團存在「必然帶來傷害」。畢竟所有記者之於當地都是過客，那樣短暫的觀看，可以聽見多少真心話，一直是採訪者必須面對的問題。但記者一旦接受公關招待，便得更努力才可能達致不傷害的境地。因受公關招待的記者，除了人家安排給你的受訪者外，就算也認真找了不是被安排的人來訪問，但在受邀、被規劃而框限的探問領域，又有多少可能去拓展剖析結構的界線？而一旦缺乏對結構剖析的基底，這觀看如何不是一種掠奪？那難道不是桑塔格對攝影者「旁觀」的批判：「照相機是一種通行證，它打破了倫理界限和社會禁忌，免除了攝影家對被攝者應負的任何責任。給別人拍照的全部要義就在於，你並非干涉別人的生活，只不過拜訪他們罷了。」

這正是專欄裡，為何特別提及媒體的理由。爭議該段，按照文章上下文意，是指我居住在仙台的友人看見新聞報導，說有受邀交流的台灣媒體在災區快樂吃喝，宣傳復興多麼成功。這絕對不會是沒有意義的安排，畢竟台灣就是禁止進口福島、茨城、栃木、群馬和千葉五縣市的地區。而媒體，媒體是一被視為社會監督角色的存在，這禁止進口區域的記者快樂吃喝，很難不成為一種對日本社會的暗示。因而我必須提點台灣媒體被化為復興政策的一環，因為這樣的被物化，觸及的不僅是媒體從業者那幽微曖昧的倫理界限。儘管如此，相較於台灣媒體不自覺被成為公關操作手段，日本政府與媒體的操作方式才是我首要關切的事，因我到了福島，要求受災者提供給我他們生命的切片，我必須對他們的生命重量負責。

只不過，我以為相當清楚的連結，以為指涉對象十分明確的文章，卻在十一日，於輻射值將近每小時五微西弗的浪江町一整天歸返後，看見聯合晚報記者許依晨的跳腳。

許依晨跳腳什麼？她認為我的文章是「子虛烏有」的指控。說：

3月10日早晨全團還在東京，下午5點搭乘新幹線於傍晚6點18分到達福島縣郡山市。請問妳仙台的友人看到鬼？還是妳仙台的友人才是鬼托夢給妳嗎？

我是在同業轉達後才知道許依晨的憤怒。但第一時間我也怒。怒什麼？怒我並未要抨擊同業，怒我未指名道姓卻有人對號入座深怕別人不知道她正是受交流協會全程出資前往日本採訪的一員，並羞辱我的受訪者。而因著這對號入座，使其下方有隨之起舞之鄉民，跟著撻伐我的消息來源。儘管如此，誠如同業所言，我確實未交叉查證消息來源所看見的台灣交流團是否就是「許依晨所受日本交流協會全程招待的台灣交流團」。因而在同業強烈抗議「仙台友人看見的不是我們」，便立刻作出修改與更正。

但在這之後，回到台灣的交流團成員之一林秀姿隨後在臉書發文表示她要提告：

姑且不論林秀姿的聲明亦有錯誤與憤怒下的瘋狂掃射，比如，我的文章是專欄不是報導；比如，仙台友人看見新聞，不是看見林秀姿到了仙台；又比如，三一一期間日本官方與地方政府沒有邀請台灣媒體前往採訪也不正確（容後補述）。林秀姿抱持如此強悍的姿態有其道理。因其聲稱經向日本外務省、日本交流協會、台灣駐日辦事處等三單位查証後，日本外務省透過日本交流協會邀請的台灣媒體，除了他們這團以外，別無其他。

看見此聲明，先覺荒唐，後覺懊惱。因只要涉及書寫，自覺沒有一日不恪守掌握證據的原則。不論嚴肅文章與否，不論刊載平台是公眾媒體或自媒體，從業十年，書寫公共議題，涉及敏感不免被要脅提告甚至也對簿公堂，但環保署、友達、中科、立委、縣長，卻從來未有一人成功。我不影射，拐彎抹角不是我的強項。

以上文字，並非要為我未有查證而開脫。若不承認，無須在第一時間更正道歉，因名譽多麼重要，就算沒有指名道姓，這對被掃到的交流團員就是冒犯與傷害。但我認為需針對為何我沒有查證「仙台友人到底看見的是不是許依晨、林秀姿這受日本交流協會全程招待這團」進行說明——因我希望，且自認我的新聞寫作應當受到信任。

首先，在出發採訪前，約訪這交流團也拜訪的福島縣農業綜合中心時，對方表示非常忙碌，因其要接待台灣交流團。其次，我對我的消息來源有信任度，且清楚接收到的是他對日媒的不滿而非台灣媒體。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通篇文章沒有要攻擊同業。我關注的是日本媒體如何宣傳災區復興成效，與上述我談及台灣媒體被置入公關一環的特殊性。

因著上述原因，未有查證。而意外引發的風波讓我對查證二字有了新一層的認識。意即，過往我們認為查證是針對所要監督者的論述基礎需重新改寫，你得清楚掌握寫下的每一個字會不會冒犯他人儘管你根本無意。而這新的認知使我感到深深傷心與困惑——依照林秀姿、許依晨等同業的邏輯，雖我沒有要攻擊同業，但因我那麼在意台灣媒體（不論是否如今跳腳的這團台灣媒體）被日本媒體與日本政府作為公關工具，為此，我必須進行查證。但那查證而寫出的細節，難道不會讓交流團憤怒？

這樣設想，是因若我本意就是要攻擊、要抹黑、要中傷詆毀，依照我的新聞寫作習慣，查證後的寫作應該如下：

聯合晚報許依晨、林秀姿接受日本交流協會邀請前往日本參訪，行程主要在東京。去了日本證交所、日本銀行、拜會岸信夫、外務省官員、防衛研究所、產經新聞，十一日、十二日在福島，參加五周年悼念儀式和燭光祈福晚會。十二日並去南相馬市小高區、富岡町、楢葉町然後結束行程飛回台灣。

不僅如此，我還會加入向福島縣農業綜合中心安全農業推進部副部長草野憲二訪問的內容：

草野憲二在攝影機錄影下，拿著厚厚一本媒體記錄本，說因福島五週年之故，最近非常忙碌，從二月起就陸續有媒體到訪，比方台灣的電視台（Taiwan Television），比方上週有包括中央社、自由時報、聯合報等記者到訪。我問這些媒體都是誰邀請來的？草野憲二表示，是日本外務省透過日本交流協會邀請而來。再問，那麼希望媒體來這參訪的目的？「希望他們親眼見證我們多嚴謹。」然後呢？「希望他們替我們宣傳食物很安全、把關很嚴格，希望台灣可以解除對福島農產的禁令。」

而為要多方查證，我還會引述中經院承辦人所說：

「這次媒體團是今年三月底前的唯一一團。中經院表示，參訪經費來自日方，類似的參訪計畫是一次一年為期，到三月底剛好是二〇一五年的計畫結束。邀請對象會依照日本那邊設定的主題來選，像這一次主題是邀請媒體參三一一福島核災相關議題。新一年度的計畫四月才會開始。」

儘管如此，於三月九日水曜日時，日本テレビ【News Every.】已播出此段新聞，而這段新聞正是我那被指稱為鬼的仙台友人隔天也看到的新聞：

原発事故から５年・風評被害払拭へ…新たな取り組み福島第一原発の事故からまもなく５年。今年度、農林水産省が海外に向けて福島産の食品の安全性をアピールするためなどに９億８００万円を使った。原発事故後の輸入規制で中国、台湾などは今も福島産の全ての食品を輸入禁止している。あんぽ柿農家・岡崎光は対策を徹底的に行ったという。伊達果実農業協同組合・後藤信広総務部長「（国の基準は）１００ベクレルが基準だが５０ベクレルを基準にしていて超えたものは出荷しない」。輸入停止を続けている国と地域は１２。特に福島県にとって打撃となったのが香港と台湾の輸入規制。震災前の福島県の農産物輸出量は１５３トン、うち香港と台湾への輸出量１３７トン。福島県は放射性物質の検査徹底の報道を求め海外メディアを４泊５日で招待。台湾メディア、農家・渡部佳菜子のコメント。福島県・桑折町、伊達農業協同組合（福島・桑折町）、福島牛焼肉牛豊朝日店（福島・郡山市）の映像。除染に言及。

除此之外，我還會一一檢索，無論是否受「日本交流協會」全額招待者所寫的新聞。我會對比他們所寫，是否就是日本政府希望台灣媒體進行傳聲的內容。我承諾，我不會用這林秀姿、許依晨等記者對我原文念茲在茲的七十三字草草帶過。若我覺得傳聲嚴重，我甚至會在文中引述許依晨、林秀姿寫的新聞內容：

聯合報記者許依晨、林秀姿等人在〈福島農產輻射零檢出 還是有人不埋單〉一文中寫：東日本大地震五周年，福島再次受到國際關注。當地報紙「福島民報」昨在首頁刊登福島縣民給世界的訊息，強調「福島產」是真東西，經過世界最嚴格檢驗後上市，「讓我們堂堂正正推銷世界品牌的『福島產』」。而中經院承辦人表示，這團記者絕對沒有試吃災區食品，「因為我們也不知道那安不安全，不能給記者試吃啊。」 

而同樣在該文中，隨團記者這麼寫：「該中心安全農業推進部部長佐藤一雄感嘆，安心與安全性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大家對核災印象衝擊太大，雖然去年起水產已經沒有檢出輻射，三年來蔬菜水果也零檢出，但是日本國內民調，仍有百分之十七的人覺得福島農產品不安全。」但根據福島縣農業綜合中心提供的統計資料顯示，二〇一五年檢驗的七千多件水產中，仍有七件超過輻射安全標準。

這樣查證，這樣書寫，不知道同業接受否、開心否？我是否要為了保護自己不受這交流團的攻擊而「查證」到此等地步。而若查證必須到達這一程度，那是為了新聞嗎？是為了新聞寫作要關懷的公共對象嗎？這樣的提問使我傷心，那讓我發現，是不是台灣社會對媒體尤其是主流媒體的信任已崩壞至無可挽回的地步，導致同業必須這樣自我保護。

這風波裡，我感到主流媒體同業預設我對主流媒體有恨、有誤解、有歧視與瞧不起。這些情緒，從其攻擊我專欄所在的「報導者」即可窺一二。但為了什麼要這樣預設？唯一能代表記者的，是你寫了什麼，而不是你處在主流或非主流機構。事實上，當我批評非主流媒體，遣詞用字絕對比針對主流媒體還嚴厲。十年來，印象中指名道姓的主流同業也就兩個：自由時報陳曉宜與曾任中天新聞的許少蘋。前者是因新聞自由，後者是因其對樂生案極不友善，利用公器遂行報復。甚至就這次風波裡，這批同業嘲諷的報導者我也寫過，其記者廖芸婕（現已離職）前往巴黎採訪氣候峰會，我寫了長長一篇批評文字。

並且一直認為，結構困境並非靠完全創一新的媒體去覆蓋舊的就可解決。台灣媒體的困局之一在於市場。在於社會對公益、公共有期待卻又對媒體從業者那樣吝嗇。那並不足夠深厚的閱聽市場，使非主流媒體不免也要譁眾取寵。甚至若嚴格檢視，非主流記者的新聞功力往往遜於主流，若書寫有錯，也無人監督。非主流媒體因著主流媒體環境對從業者的箝制受到社會相對寬廣的支持，因此對我而言，他們所受的道德批判理應更高，因其所寫下的每一字的經費來源，都源於這個社會對公共性的渴盼與要求。也因如此，我不倚賴二手傳播、我不接受專欄評論只是對現象的感想抒發。也因如此，有錯就改，有錯就道歉，儘管在同業跳出來對號入座前，報導者臉書轉貼中我所能看見的，沒有任何一人追問：「到底是哪個媒體、哪些記者？」

為什麼對非主流更加嚴苛？因我並非沒有在主流媒體工作的朋友，或多或少知曉主流環境多麼艱困。因我並不懷疑與這批跳腳同業熟識的同業所轉述，這批記者團其實也很辛苦採訪、經常為了趕稿而錯過午晚餐，在福島市祈福晚會當天，同樣未吃晚餐的我與他們正好遇見。

而好友詢問一參與此交流團的記者這麼說：

或許日本官方本意是想要宣傳復興狀況和農產品解禁輸台問題，但我們實地走訪，也會看到當地的真實狀況，像是除污的輻射土包到處堆放等，災民也非都是他們安排的，有些受訪者是我們自己看到去問的，記者還是有自己該守的那把尺在的。 

即使是招待，也不見得就要寫對方的好話或壞話，應該還是以新聞性中性看待。就像是政治人物或政府機關也常找媒體餐敘，那不也是一種招待的形式？我不會因為今天誰請吃了這一頓飯就說他好話，或它發生了爭議就不寫，如果是這樣，就有對價關係，那就是不對的事了。更何況，就算對方有洗腦或宣傳意圖，記者自己要能判斷，不是人家要洗你腦，報導就被牽著鼻子走。

我得再次強調。我不認為參與公關招待的記者心裡沒有尺，身為記者，其實很難拒絕公部門的邀請活動或餐敘。但去過的人都應知道那之中會有什麼糾結。選擇去，因為不去可能會漏新聞（餐敘間的隨意聊有時很容易讓你問到一些同業不知的眉目），又或那是你平日寫新聞太尖銳與公部門相互理解或和解的喘息空間。換言之，參與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為建立記者這一行業最需要的人際網絡。而若像這次交流協會舉辦的活動，則更具吸引力，換成是我受邀，可能也會二話不說參加。因為現今媒體環境多艱困，媒體企業主可能讓你在島內好好做專題的空間都沒有，何況國外？而福島的現況，該是所有自詡為記者的人都想去看的景象。但問題就在這裡，為什麼是這含括學者的十六名成員，而不是其他？而這新聞裡有公關的曖昧地帶，是不是藉由其他表面上的客觀中立平衡寫作，就可以抹除？

的確，福島的食品符合輻射食品安全容許量，但誠如我前述所提，這標準是經過怎麼樣的層層建構？的確，目前日本超過每公斤一百貝克輻射值的食物絕對不會外銷，山林的野菇禁採，福島電廠二十公里海域的魚禁捕。米全袋檢查、牛全頭檢驗，核災發生時，與五年後的今天，量出超過一百貝克的只有十八件。比例降得好多好多。這些都是「事實」。但為什麼選擇報導這些「真實訊息」而不是其他？在對方全程付費的情況下，有沒有可能不寫對方想要你寫的「任何一個字」？公關團是什麼樣的性質，不需身為記者都心知肚明那是怎麼一回事。別人為什麼要負擔你的食宿交通替你安排一切取材內容，無非希望你替他傳遞他想說的話。儘管那些都是事實，但這之於新聞，難道沒有任何倫理問題？難道沒有任何阻礙你更接近真實一點的可能？

而更大的提問是，為什麼要呈現這些給台灣的閱聽眾？呈現的理由與基礎是什麼？你相信你所見的多少、多深？再次強調，我並不認為交流團罪該萬死、寫出來的新聞不可信靠，但，究竟基於什麼樣的理由呈現你所寫下的事實？你所述說的理由，比如福島成功復興，是否是你所呈現的事實內容可以支撐？而當這樣的書寫回到台灣，並造成實際上的改變，如開放進口，記者是否願意承擔這書寫之後帶來的責任？

也因如此，這交流記者團抓著「查證」二字咄咄逼人使我的情緒交雜難過與盛怒。可以明白，憤怒同業不見得是對參訪行程沒有反思，否則不會自己安排受訪者，其憤怒的一部分，可能源於在台灣讀者已不信任主流媒體的氛圍下，這樣即便沒有指名道姓的書寫，會讓他們的媒體信任度更低。然而，僅針對「仙台友人看見的參訪團不是我們」進行最追根究柢的釐清，是否就足以挽回讀者信任？

參加公關團再正常不過。但誰可以成為這必須耗資龐大的公關團成員？當大報記者一次又一次自我說服參加公關團是一常態，只要我心中有一把尺、寫的是所見的事實就一切無事，那新聞與公關究竟還有多少差別？從頭到尾，我沒看見許依晨、林秀姿等人對於參雜公關性質的行程有任何反省。然這因我未查證的怨憤，難道沒有一點是因著社會其實反對、不接受這種類似置入性行銷的新聞書寫？而要翻轉那樣有色眼光的檢視，對我來說沒有他途，而是要清楚認知，若要讓自己在那行程裡所寫下的字擁有信任，不是單純寫下真實資訊就可得。還是老話，記者值不值得被信任取決於你究竟寫下什麼字，你是否揭露你的字，受到哪些因素影響而寫下。

行文至此，其實不知如何結尾。你寫，你就介入。事情從來就是這樣，無從選擇。這正是記者這一行最困難之處。而我以為，「當記者之前要先當個人」，這新聞學一再復述的古典律則，希望記者同理、把自己當成你所凝視的對象，之後抽離解析，如此艱困卻美。那是記者這一職業有別其他存在的原因。但這風波裡，我看不見這風景，甚至這風景未來可以存在的可能。

傷心裡，我記著一段訪問畫面——一位目前已經放棄種植三十七歲的二本松農民說，因二本松不是撤離區，所以當年發生核災時他依然種稻並販售，他種出的稻米是每公斤二十貝克的輻射值，合乎日本政府規範，但大家不敢買，「所以我就讓自己的孩子吃。」我問他不擔心嗎？他說當然擔心，「但自己孩子不吃的東西，消費者不敢吃。」他的孩子，當時只有八歲與五歲。而時至今日，二本松許多孩子的脖子，卻需戴著輻射值記錄器。儘管他們從頭到尾沒被撤離、日本政府以數字規範告知安全，但他們所居住的環境背景值的一年容許量，會超過ICRP的規定，而有孩子已經確認有甲狀腺癌前徵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