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是怎麼冷卻的:一個隨機殺人犯的世界

Tseng Lee / 端傳媒


從看守所出來,走在林蔭大道,想起會面前的等待:兩位婦女在身後聊天,交換彼此親人如何因酒、因賭,因不受教而不停進進出出。語氣多有感嘆,但他們在每次會面前上市場買菜,燉爌肉端來。
 
排序是第四梯,一號窗口,十點二十分。一號窗口正對階梯,坐在冰涼石椅見受刑人一個個慢慢爬出。此前沒見過曾文欽本人,新聞畫面裡他是一胖漢,頭頂全罩安全帽,面目模糊。但雙眼對上就認出,眼神的緣故。平頭,約百來公斤,淡卡其色囚衣,右耳際有癬苔一片,左胸掛著登記證:曾文欽。囚犯0226,可他仍有名字。習慣性提筆欲記下所見輪廓,卻見曾文欽將案發時報章媒體描述的冷血白眼壓向玻璃板,彷彿想穿越以辨識紙上的字。我決定將筆放下,直望他。
 
鈴聲響,我們一起舉話筒,但曾文欽沒開口,眼睛快速眨了幾下,眉頭緊皺。話筒裡告知,是律師與你表姐、父親說可來看,想訪談。想知道「你是誰」?為什麼決定犯下駭人聽聞的湯姆熊殺人案?為什麼不想活?
 
「妳說什麼?」「我說,我想知道你為什麼不想活。」 
曾文欽沒應答,盯著桌上玻璃板下壓著的物資清單,問可否買東西給他?
 
「現在嗎?可是出去就不能進來。」「妳不是一個人來?」「對,我一個人。」
 
曾文欽沉默。幾秒後才懂,不是要我立刻出去買,而是我走出以後,再不會有人進來探視他
 
「你需要什麼?」「我可以要泡麵嗎?」頓了一秒後他又問:「一箱可以嗎?牛肉口味可以嗎?」「還需要什麼?」 
曾文欽搔搔頭,快速掃過清單,陸續念了品項,波蜜果菜汁、七葉膽茶包、烏龍茶包,H型拖鞋。
 
「你在裡面過得好嗎?」「妳要幹嘛?」「你父親請我轉告你他的地址。」「妳跟我爸什麼關係?」「我是記者。」「記者?」「對,我昨天去找他訪問。」「他可以直接寫信給我。」「嗯?」「他為什麼不寫信給我?」「我不知道,或許他沒空,他現在在抬轎,到處跑,很忙。」
 
對話嘎然而止。有許久的沉默。
不只對我。這短暫對話、尷尬沉默,佔據曾文欽三十多年生命的全部。
 
 
「他從小就是安靜的小孩。弟弟跟他差兩歲,但個性完全不一樣,他弟弟從小就機靈,曾文欽卻非常孤僻、不會說話,而且很怕黑。」王曉貞(化名),曾文欽的表姐,她記憶裡的曾文欽,除了安靜無話,別無其他。
 
曾文欽家族,在祖母逝世前,全住居在臺江內海鯤鯓上的安平小鎮。安平在清末開港,洋行林立、貿易興盛。但繁榮在日本殖民時期因港口淤積與專賣制度實施而殞落。
 
在安平蛻變成如今的觀光勝地之前,曾文欽家族度過的,是幾近恆常的窮困歲月。曾文欽祖父早逝,王曉貞的母親曾淑美(化名)是長姊,一直協助扶持家庭,養大三個弟弟。但曾淑美姊代母職的重擔,沒有在三個弟弟成人後卸下,連下一代曾文欽的教養責任後來都歸了她。
 
「文欽跟我家相處的時間,恐怕比跟他爸媽還多。」王曉貞曾從事服飾業,外型亮麗、都會性十足,說起話來,卻有大姐頭的爽颯。這氣口源於她懂事起,就協助母親充當曾文欽的小保姆。王曉貞長曾文欽七歲,「我媽不在,就是我幫忙看他。」如母雞捍衛小雞的性格深深烙印,在曾文欽犯案落網後,曾淑美與王曉貞,是唯二抬頭挺胸面對鄰里閒談的人:
 
「我媽媽不會否認文欽做了錯事,可是她會跟鄰居說,這真的不全是文欽的錯。」
 
曾文欽祖母逝世前,曾家兄弟雖已成家立業,仍就近散居成鄰里。曾文欽的父親排行老二,住在曾淑美家對街。有一次,曾淑美發現曾文欽在家裡嚎哭不止,探問後才知,曾父與曾母蔡素月(化名)總在暗夜獨留曾文欽在家。「因為他跟他老婆玩心很重,兩個人幾乎每天晚上都跑酒店,夜夜笙歌。文欽弟弟可以習慣那種場合,他不行,會哭,所以他們夫妻乾脆就把文欽丟在家。」
 
曾文欽的母親蔡素月是風月出身,和曾父相識不久後離開煙花地。她交遊廣闊,又有小聰明,適逢當時臺灣錢淹腳目,股票投資、土地炒作、賭博蓬勃,相準投機成為全民運動,蔡素月在婚後設立簽賭站,與曾父兩人當起六合彩和大家樂組頭。
 
「他們曾經生活無虞,」王曉貞說:「就六合彩很瘋那陣子。可是我舅跟舅媽揮霍無度。也不知道想什麼,帶小孩去酒店。父母的角色可以說形同虛設。孤兒院至少還有院方的大人會給孤兒支持與照顧,但文欽的父母只負責生,出去玩就丟個一、兩百塊給文欽,以為這樣就是『養小孩』。」曾淑美心疼曾文欽,告訴曾父:「這孩子怕黑,年紀又小,你們出去玩,好歹記得把小孩子託付給人。」此後,曾文欽一週內至少有五天都住在姑姑家。
 
有人照顧,無法言明的不安魔魅,卻從未自曾文欽身上離去。王曉貞去上學、曾淑美去買菜,家裡空無一人時,曾文欽會拖著一張塑膠椅,在家門口,一言不發,望著大街,等待曾淑美回來。
 
「鄰居都說他很乖。而且,他也很守規矩。」王曉貞提起替曾文欽戒尿布的往事,「小孩會尿床,舅媽懶得洗床單,所以文欽一直到幼稚園要上小學都還在包尿布。我覺得不行,就訓練他,睡前一定要洗腳、尿尿。每天半夜我會自動醒過來叫他起床尿尿,他從來不猶豫。在我叫他起床之前,他如果想尿尿他會把我搖醒。」又比如在學期間,曾文欽因不擅與人互動,曾被霸凌,他卻從未回過一言、還過一腳。
 
投機事業,總是一夜致富,一夜暴貧,收入跌墮時,曾父會成醉鬼。不僅起手動腳,對家人動粗,甚至舉刀追殺,蔡素月有次嚇得衝進王曉貞家避難。「這種事久了,夫妻怎麼繼續走?大概文欽小學快畢業時,他們就離婚了。」
 
母親離去,曾文欽也未曾表達任何意見。「只是那時起,文欽整個人就變了。」王曉貞回憶,曾文欽在母親離開後,還是很安靜,也沒有變壞。但外型完全長得跟以前不一樣。「他以前頭髮好細,臉很和善,他媽離開以後,他的頭髮突然變得像刺蝟一樣,怒髮衝冠那型。不是去燙喔,是自然變成鋼絲頭。」
 
蔡素月離開後,曾父收起簽賭站,此後再沒有固定工作。不久後,曾文欽祖母過世,家族凝聚力逐漸薄弱,加上王曉貞忙著聯考,曾文欽幾乎不再出入姑姑家。「但最主要還是曾文欽他媽離開以後,他爸就叫才國小畢業的文欽跟著二叔去工作、不讓他讀書。領的薪水就用來養他不工作的爸爸,還出錢讓弟弟讀到國中畢業。」王曉貞說。
 
年幼的曾文欽跟二叔一起在台南安平一家組裝遊覽車的工廠工作,一直到二叔過世才離開。曾文欽當年二十歲,青春期的身體,因擔任車體技工、經年勞動而定型、傷害。曾文欽雙肩都有習慣性脫臼的問題,日後輾轉到鐵工廠、五金廠工作,電鍍作業也連帶傷了眼睛,因健康不良,免服兵役。
 
「他爸爸真的一直沒什麼工作喔。就騙文欽跟他弟弟說『爸爸身體不好』,所以文欽弟弟後來也是很辛苦,才是個孩子也去賺錢,有時候兩個孩子窮到合吃一碗泡麵,而我們是等到他們二十幾歲才知道。甚至,他會跟兩個孩子說:『今天我們三個會這麼慘,都是媽媽害的』。後來他們發現爸爸根本騙他們,兩個人決定跟我舅分開住。」與父親分家後,曾文欽沒和弟弟同住。但逢年過節,曾弟會拉著曾文欽到王曉貞家拜訪,算是感念姑姑以前照顧。「不過因為文欽殺人,影響弟弟的工作,所以弟弟完全不願去見文欽。」
 
「那妳呢?妳常去看他嗎?」似沒料到有此一問,王曉貞瞬間紅了眼眶。「我其實⋯⋯其實只去看他一次。」「什麼時候?」「去年底。」「那離案發好一陣了,為什麼那麼久?」「我花很久時間才做好心理調適。」「調適什麼?」「要去看守所看一個我根本不認識的表弟。」
 
強忍的淚落下王曉貞的臉頰,她狼狽擦拭,說,想過曾文欽可能會自殺,但想不到他會去殺人。「案發前半年左右,他一直找不到工作,你知道,臺南沒什麼工作,他只有國小更不可能。我也幫他介紹過,去建築工地,可是他又怕高,身體又很多傷。那我能怎麼辦?我幫不到。」傾訴的聲音有顫抖,顫抖裡有許多許多悔恨流瀉:
 
「我跟我媽都會想,如果文欽不要那麼不懂求救、如果跟我們說他沒辦法上學,我們好歹可以資助他讀到一定程度,是不是就不會這樣?」
 
王曉貞的問題太難。我無能回應,只好繼續提問:「可以形容一下你心目中的曾父嗎?」
 
「無賴。」王曉貞擦拭眼淚,語氣篤定:「老實說,我很懷疑他為什麼要接受妳訪談。事發後他根本不關心曾文欽。如果妳明天去找他、他跟妳借錢,千萬不要,切記!千萬不要!」
 
 
為什麼接受訪談?打電話向曾父約訪時,還沒說清來意,只提曾文欽名姓,曾父便說:「我毋知,真的毋知影曾文欽為什麼會殺一个細漢囡仔。」

推辭,再推辭,直到我說:「沒關係,我沒有要你給我答案。我只想知道,在你心中,曾文欽是怎樣的孩子、這孩子怎麼長大,而不是媒體上『他就是神經病』這樣一種說法。而我們可能因此拼湊出他為什麼殺人,或找出他三十年生命裡,曾經讓他不成為殺人犯的可能性存在。」
 
話筒那方的表達笨拙而不流利。我回想那聲音,無法與王曉貞形容的無賴之徒會有的面孔疊合。近午,撥電話給曾父確認他海佃路的地址是否正確,鈴聲響了許久,話筒才傳來不甚清醒的迷茫聲音。喝酒了嗎?會失控嗎?但他開口問:「妳敢確定有欲來嗎記者小姐?」
 
天邊滾悶雷。我搭計程車,依約抵達海佃路。這裡是臺南市政府規劃的重劃地帶。計程車穿梭小吃攤、陳舊老屋、荒廢農地,司機在巷弄來回後嘆:「小姐,導航上面找不到妳說的門牌號碼。」
 
下車。撥電話給曾父,他要我找有紅茶與肉圓的招牌後彎入,「265巷啊!」尋找未果。折騰一會,曾父說他要騎車來接。重新巡走265巷,看見戴著選舉造勢場子贈送的塑膠帽、橘色汗衫、黑色短褲與藍白拖的曾父在巷口。我們究竟怎麼錯過?他牽著破舊機車,我們一起走,在荒湮漫草的一條窄巷拐彎。入眼是城市邊沿的各種粗礪:鐵捲門,鐵皮屋、橫倒板凳、鐵工廠裡噪雜機械聲音不聞人語,未有招呼、堆疊的垃圾、無出口的單向街。曾父住在巷弄最底,住居對門是尋常廟壇順天宮,主祀李、池、吳、朱、范、張諸位千歲。香火灰燻不見光亮,這是Google衛星科技也探覓不了的地點。 
 
「真亂,透一下風。」曾父拉開舊公寓一樓鋁門,走進一會又走出,「我去提椅仔。」他走進順天宮,我探頭入無燈住居掃視:家徒四壁。甚無隔間,應是客廳的空間有紙箱堆疊,破舊磁磚的流理檯碗碟四散,一瓦斯桶坐落中間,上有鐵板,一瓷碗內裝有殘羹。還沒檢視完畢,曾父拿著塑膠椅入門,在雜亂裡勉強覓得一處擺置。陰暗裡坐定,我視線正對一無門無簾的空間,有一瘦弱無反應男子與棉被隆起如丘。
   
曾父和我的對話皆簡短。一問一答,少有流暢、長而完整的敘事。他未替自己的形象與年少輕狂的謀生方式做辯駁。「大家樂」在八十七、八十八年左右瘋到最高點,擠在浪頭賭一把,是那年代小中產階級與勞動階層的普遍景象。
    
他收手時已是九〇年代。沒落漁村因著高科技的發展,而使安平工業區引進新產業,但那不是曾父得以前往的去處。他在日後不斷外移的廠區與廠區間輾轉,如曾文欽在二叔逝世後的不斷流離。王曉貞眼中的不負責任,曾父卻只當年少輕狂以及順服命運:「無粗工好做,我就去廟裡。」
 
產業會更迭,信仰不會。廟會旺季他去當轎夫,全臺跑透透。曾父和以往一樣不常在家,而「曾文欽伊母從來毋捌轉來看囡仔。」
  
這般教養在現今會被認為嚴重失格。但曾父有自己的理解方式:
 
「愛賺吃啊。」 
「毋過國中是義務教育,你按怎無予曾文欽繼續讀冊?」 
「伊無愛讀。」
「猶毋過伊表姐講曾文欽佮講過伊愛讀冊。敢會是因為伊佇學校予凌治,毋敢去?」 
「哎,啥物欺負?我有叫伊媽媽去學校。老師講,只是查埔愛耍,按頭殼搧落。」 
「伊唔繼續讀冊,攏無人來了解過?」 
「伊就毋去啊。綴二叔趁錢,有人看,敢毋好?」 
曾文欽當車體技工的日子,是曾父表達最為流暢的一段:
 
「伊真乖,逐工免鬧鐘叫就起來做甲下班,毋捌請假、一禮拜做六工。車廠的序大攏講毋捌看過遮爾乖的囡仔,所有吩咐攏做甲好,亦無應喙應舌。總講一句,真骨力做。」 「曾文欽放假攏佇咧創啥?」 「打電動。」 「伊敢無朋友?」 
「無。」 「伊無朋友,你敢袂感覺真奇怪?」 「伊自細漢就恬恬啊。」 「猶毋過伊尾仔有交女朋友?」 「有,交真久。」 「你敢有看過?生啥款?」 
「正常。乖乖仔,條件真好。」 「條件真好是啥物意思?」 
「查某囡仔聽講大學畢業。交往以後,文欽就搬出去啊。」
  
曾父當時當保全,輪班不固定,而孩子年輕需要自由,父子三人生活型態已經完全不同,加上曾文欽終於有了女朋友,他沒有多加置喙,彼此少有聯繫。「但是伊犯案半冬前忽然來揣我。我問伊『女朋友哩?』伊講『分手』,隨後阮毋捌見面,再相見,伊已經予抓去囉。」

 
 
和女友結識時,曾文欽二十三歲。約六、七年後,他們分手。那是二〇一二年七月,沒有任何一人知道,這足以讓兩人歷經情感關係各階段曲線與周折的時間裡,他們發生什麼事而走向分離。
 
曾文欽沒有挽留女友。兩個月後,曾文欽辭去機械工廠的工作,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女友要曾文欽再也別和她聯絡。該月底下午五時,曾文欽至臺南市一刀具行購折疊刀一把。十二月一日上午八時二十七分左右,曾文欽穿著灰色T恤、黑色外套、牛仔褲,攜帶折疊刀,騎著機車,在湯姆熊遊藝場內,以撿拾遊戲儲值卡為由,帶一方姓男童入廁。曾文欽於第三間廁所隔間內以刀刺向方小弟頸部喉嚨,造成方小弟左側頸總動脈斷裂、氣道及頸部肌肉斷裂合併大出血,當場氣絕身亡。
 
日後筆錄裡,曾文欽坦言本想殺害另外兩位與方小弟共行的同伴。但看見方小弟頸部鮮血噴濺、瞬間腿軟倒地、氣絕身亡而感「噁心、殘忍、害怕與恐怖」。他洗淨刀子後前往一娛樂大樓包廂,思索是否要自死。此時方小弟遇難曝光,警方當晚即逮捕曾文欽到案。他坦言殺人,「因為想死。我在十八、九歲就悟出一個道理。這個世界弱肉強食。我既然活得那麼痛苦,不如殺個人來死。」
 
曾文欽的痛苦,所為何來?
 
從二十歲二叔過世,到三十歲犯案入獄,曾文欽一共換了二十三家公司商號。每家公司所待時間,長則一年多或數月,短則兩日,不論在哪間公司,都和同事幾乎沒有互動。這期間,他因發現自己天天焦慮失眠,伴隨胸悶、頭痛或心悸症狀,而自二十一歲起,陸續於臺南市各醫院診所就診。
 
「他去看醫生的事我們家族知道。」王曉貞說,母親家族這一支系似乎都有容易緊張的毛病,「像我媽只要看社會新聞就會覺得很恐怖、想哭,所以我媽也有在吃藥。」知道曾文欽前往看診,是因曾文欽與三叔一次在醫院偶遇。「大家都不覺得有什麼,我三叔是那種日子過得很好的中產階級,我媽是一般家庭主婦,也去看醫生,所以沒對曾文欽去看醫生的事想太多。」
 
要到日後曾文欽犯下滔天大罪,王曉貞才知道,歪斜雖然蟄伏各處,但階級與際遇會影響狂暴的生成與否。
 
曾文欽的寡言內向,並不是純然的聽話乖巧。根據精神鑑定醫師訪談記載,曾文欽很早就有自殺死亡念頭,二〇〇四年起,曾文欽被確診有社交恐懼、疑似憂鬱症,二〇一一年,由許森彥精神科診所確診有潛伏型精神分裂症。個性內向退縮,對人防備、不知如何溝通與無能反抗,是混雜生理疾患導致的結果。儘管曾文欽後來自行求醫,但因未規則服藥、重複於不同醫院領藥,後期逐漸演變為有濫用藥物傾向。而在辭職後,他已經身無分文,也無健保、勞保,直接停止就醫成為必然。 
  
 
審判此案的法官,如何理解曾文欽的際遇與其最後何以鑄下悲劇?
 
一審合議庭法官認為,曾文欽自小遭遇父母離異,國小畢業即進入職場,無年齡相仿同事與互動關係,「封閉環境,使其吸收正確資訊可能性低,也無從與他人討論檢視自己觀點,易產生偏差思想。」雖精神鑑定指出曾文欽的行為理解與控制能力雖未缺損,但其多年來飽受精神疾苦,重大犯行「並非全然出自於無可饒恕之惡性,而是一定比例受其智能程度、國小畢業之學經歷不足與身心疾病之影響。」
 
一審對曾文欽判處無期徒刑 ,沒有滿足一部分民眾「判死刑 」的強烈期待,甚至引發高度爭議——不只因為湯姆熊案犯案手法兇殘,更因曾文欽在案發之初曾說:「在台灣殺一兩個人不會判死刑,自己是想吃免費牢飯,才找孩童下手。」這句話在當時及後來的媒體報導中被反覆強調,形塑了多數台灣民眾看待此案的基調。臺灣社會一次又一次被憤怒動員,使人難以深究曾文欽為什麼這麼說?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這個問題,在二審審理過程,由精神鑑定醫師作出的精神鑑定報告中獲得解答。曾文欽向孩童下手,是一時起意、有機可趁。「因為如果失敗的話,就不會被判死刑。我完全沒有想要吃免費牢飯。想吃牢飯的話,竊盜、搶劫都可以。我是想自殺才殺人,因為先前自殺多次都不成。」這是曾文欽自己對「免費牢飯說」的詮釋。
 
精神鑑定醫師曾問曾文欽:「如果沒有死刑,你就不會想用這個方法來死?」。曾文欽答:「沒錯。」曾文欽說,自己曾嘗試服用老鼠藥、吸瓦斯、燒炭等方式自殺,但又害怕自殺未成造成終身殘廢折磨而罷手,一共四次自殺未果。「說殺一、兩個人不會判死刑,是覺得說得越可惡,死得越容易。活著生不如死,兩眼散光六百度,十五歲肩膀就脫臼,再加上沒有朋友,就快活不下去。殺人的目的是與女朋友分手後才想的。」 
 
犯案前幾天,曾文欽約女友吃早餐。告知女友「要去大陸工作」。女友表示,當時曾文欽隨身都帶著一堆藥、「隨時都會吃,他說只要獨處,就會恐慌。」出庭作證後,女友消失無蹤、更換電話、搬離老家,或許隱姓埋名。三年多來,未曾探望曾文欽一次。
 
看守所內我問曾文欽,女友對他來說很重要嗎?
 
「重要。」「為什麼?」「她是我唯一說話對象。」「你真的都沒朋友?」「沒有。」「那為什麼追得到女朋友?你們怎麼認識的?」「工廠認識。她坐我旁邊,有說話,就順其自然。」「那為什麼不挽回女友?」曾文欽不應。「那麼,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們為什麼分手?」「因為錢。」「你向她借錢?還是你必須花錢養她卻失業?」「都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她妹妹的男朋友,有車、有工作、有錢。她說我都不努力工作,一蹶不振。」

而分手後女友要求曾文欽從此往後別再聯絡的原因,是她已有新男友。
 
「我想跟你確認一件事,你真的不喜歡讀書嗎?王曉貞說你曾經跟她說喜歡上學,但你爸爸說你不喜歡。」
曾文欽又不應。
「王曉貞說,如果當初你懂得求救,姑姑會協助你唸書,會不會你就不會殺人?」
「可以唸書,應該會比較找得到工作吧。」
 
一陣沉默後,曾文欽問:
 
「我爸會來嗎?」「他說,家離看守所太遠了。」
 
結束與曾父的訪談前,我也曾問與曾文欽一樣的問題。曾父說,太遠。卻在我離去前,喚住我,說請我轉告曾文欽律師他租賃處地址與手機號碼:「有一工文欽若轉來,遮會使找到我。」
 
我不確認曾父口中的「回來」是什麼。無論死刑,或無期徒刑,曾文欽,可能會有「回來」的一天嗎?
 

在龐大社會壓力下,二審合議庭仍表示,依據「精神障礙者不得科處死刑的兩公約國際法拘束力」,宣布維持原判。但二審合議庭的判決理由不止於此。相較於三審的判決書僅僅六頁,二審合議庭以七十一頁內容回溯曾文欽的成長過程,將判決理由書寫得極為詳盡,可清楚看見法官希望與社會溝通的期待:
  
「試問行政機關及被告的父母,為被告的進入國民中學努力做了什麼?被告沒有繼續升學,導致在正進入青春期的時間沒辦法繼續與同齡小孩為伴,學習並培養維持人際關係的自信,沒辦法接受老師教導、彌補家庭照護的不足,這些能歸責被告嗎?」 「不唯如此,被告小學畢業後,直接進入至大人都嫌粗重的車體焊接工廠上班、賺錢家用,長期下來,健康惡化,讓他本就難以應付的職場工作技能雪 上加霜。依據當時有效的勞動基準法,雇主原則上不得僱用未滿十五歲之人從事工作;又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六歲受雇從事工作者為童工,不得從事繁重及危險工作,當時的勞動基準法有無有效執行呢?執法者有無盡到保護被告的義務?」
 
但二審判決出爐後,多數媒體報導的基調仍然緊咬著:
 
「鐵口『不會被判死刑』 割喉魔曾文欽二審仍判無期徒刑」
「「殺一兩人不會處死」 割喉殺童果然免死 」
「曾文欽割童喉案二審吃一輩子牢飯的願望居然被法院認可」等等。
 
而上頭引述判決書裡反覆陳辭的判決理由,沒有任何一字被完整披露。憤慨的民眾相信,精神疾患已經成了社會許多「惡人」,危害社會而不需受到該有懲罰的理由。檢察官對判決結果繼續上訴,三審合議庭認為,不該只依據曾文欽犯案後的醫學鑑定報告作為判決依據,而要綜合其前後言行,甚至在判決書直載曾文欽根本「裝病」。因此撤銷二審判決,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更審。不過更一審時,台南高院又維持無期徒刑,目前尚未定讞。   
  
  
方小弟遇害時僅十歲,父母都在工廠上班。方父因收入不穩,方母在方小弟五歲時與方父離婚。方小弟小時候由母親帶至工作地點照顧,晚上再交由方父一同回到臺南市住處。方父、方母離婚後,方小弟先由方父的父母照顧一年後才帶回身邊。方小弟在外人眼中活潑、單純、 喜歡玩、對陌生人無戒心,遇害前,經常出入湯姆熊打電動玩耍,有時甚至玩到不知回家,最後由方父尋回。
 
方小弟遇害後,方母接受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協助,情緒稍見平復。但方父不能原諒自己,婉拒心理輔導協助,並於準備程序時表示不提告訴,要解除告訴代理委任,「我要放下一切,不想再收到任何資料。法院怎麼判曾文欽我都不會講話。跟原諒不原諒無關,量刑由法院處理。」
 
親族中強烈堅持曾文欽需受死的,是方姑姑。開庭時,她每每在旁聽席拿著方小弟的遺照,雙目眥裂,痛批法官判決不公。因為「像我們這樣弱勢的家庭,也都能循規蹈矩、努力向上、為自己爭取權益,兩相比較,曾文欽不值得同情。」
  
而方姑姑與曾文欽互不相識,曾文欽與方小弟互不相識。唯一串連他們的,是殺與弱勢。受害家屬的至痛,無人可以真正感同身受;但串連他們與閱讀的我們,是我們都共同生活在這個社會,都有責任面對此間的悲傷與艱難。
 
想要曾文欽活嗎?這問題,我問了曾父,問了王曉貞,也問了曾文欽。
 
曾父說:「對方家屬想欲按怎要求,阮無法度,毋過希望伊會活。伊若有一日關過了後會使出來,揣有頭路,一定甲以前同款,會乖乖上班。」
 
王曉貞則說:「在裡面一定很煎熬。被關了以後,監獄可以教他什麼?放出來以後如果又不被接受怎麼辦?」她頓了一下,深呼吸後才繼續說:「很艱難,對我也是。但如果死是解脫,我希望他被判死。」
 
曾文欽的答案呢?
 
「其實我忘了法官為什麼、用什麼原因把我關在這裡。」
但他記得湯姆熊,記得打電動,記得男孩應該要有活潑身影。
 
曾文欽說完時,會晤終了鈴響。即將掛上電話時他說:「可以買郵票給我嗎?」我答好。卻直至走出看守所,才想起忘了給他,他父親託我轉告的,回家的地址,或任何可以訴說的地址。 


 
 
註:為免犯罪人家屬與受害者家屬困擾,除曾文欽外,皆化名或以稱謂替代。


留言

Unknown寫道…
寫的很棒呢!

在隨機殺人發生之後,大多數人只是一片漫罵,卻幾乎沒有人去關心被害人和兇手。
無論是支持死刑或反對死刑,都無法真正幫助到兇手或被害家庭的!
作者親自地走訪、彙整,更深入地了解事件的背景,這種精神令人讚賞。
(文筆也很通暢! 支持你!)
許超彥醫師寫道…
很感謝胡慕情記者(/端傳媒特約)深度報導,讓我更進一步瞭解曾文欽,時間上走入他成長的過程,空間上呈現他在家庭、學校、工作、社會結構中遇到的困難與限制⋯⋯這些面向打開,才讓我們更認識他,更貼近他,了解他的痛苦與處境。

死刑——是他的解脫,是受害者家屬覺得正義伸張,目前是他與受害者家屬的渴求,卻求不到。

曾文欽死或不死還是個「死結」:死可以是個「結束」,更有意義的,不是停在結束,而是從這個看似結束的死,成為我們整個社會明白「有限」的「起點」。

我們是在這個點上,開始去了解原來我們不是想像中的美好,有些人、有些家庭、有些成長、有些工作、有些社會潮流、有些社會價值⋯⋯不是每個人都承受得起的⋯⋯為什麼是曾文欽?為什麼不是我?

我們都需要更多的同理「這個曾文欽」,透過了解,透過同理與自省,我們會改變自己現在對身旁人的態度,每一個正向的改變,累積起來,就可以改變台灣社會的未來——這可以是這場悲劇帶來最有價值的成果。
=)寫道…
謝謝你願意一探究竟,用更深刻的眼光報導這件事.我相信我們每天所看到的人事物都只是個現象,大多數人對著現象去做評論,root cause或是願意承認我們不自主的生活方式或態度也是造成社會問題的原因之一,當名社會新聞記者不容易,需要面對許多不理性的批判也有許多掙扎,我雖然非從事跟記者相關工作,我可以感受到這麼工作的辛苦與限制,加油!
RonaldLin寫道…
從 FB 看到端傳媒的推播,特地來這邊感謝你的實際走訪,謝謝你引領我們看了更多

另外想告訴你這篇文章已經很多人有看到,也引發了各種討論

謝謝
Chyng寫道…
謝謝各位的留言,如果真的有一點促成對話的可能便好。
Unknown寫道…
絕大部分的旁觀者選擇相信外表看來人格健全、品德無瑕、擁有社會資源的加害者,
而看起來脆弱、無自信、不太正常、難相處的受害者,則難以取信於人,甚至經常受到汙衊。

與素樸的正義直覺相反,陪伴受害者揭露真相,往往是最困難的選擇。

暴力之所以能夠暢行,是因為「沒有群眾運動要求政府負起責任」,為了終結暴力,「我們需要一場政治運動」。

-節錄自〈真相與正義:暴力創傷療癒的地平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