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血拼

日前母親進房，遞給我一袋子，裏頭是她逛街購買的成衣，要我試。我拒絕。這樣的劇碼上演數年，袋裡她添購的服飾鮮少是我喜歡的風格，多半也不適合素日勞動所需。一再規勸勿買，但她置若罔聞。最後那些衣服往往在衣櫃裡不見天日，無人痛惜，因為便宜。

並非一直拒絕母親的贈與。這幾年她陸續整理舊衣裳，我留下不少。但從來不是她晚年約每兩週添購一次的數百塊廉價成衣，而是手工訂製、料輕質佳的襯衫或裙裝。這些衣服都是幾十年前的設計，如今穿來依舊獨特。那日回絕前要她稍等，轉身回書櫃抽出英國記者露西．希格爾撰寫的《為什麼你該花更多的錢　買更少的衣服？》對她說：「比起買衣服，妳應該看這個。」母親只是嘖聲笑罵我無聊。

其實母親依然珍惜那些好衣裳，但類似的服飾消失在市場，她轉為購買成衣毫不手軟的消費者。她的轉變並不稀奇。露西．希格爾從檢視自己的衣櫃開始，發現自己的衣櫃像垃圾堆，鮮少有衣服能夠留下給後代。這樣的檢視讓她警覺：快速的消費與時尚品味的消逝幾乎同步進行——儘管這些成衣都和名人光環沾上邊，但時尚早已成為足球場上的奔竄，而非可可．香奈兒主張的對典雅與細節的重視。

這樣的結果教她震驚，開始進行研究。露西．希格爾在書中分析，消費者的選擇轉換，其實牽連二戰後經濟發展的變化，新自由主義的尋租特性製造可棄性——原先能主導消費與收產步調的機制與體系崩解，購買行為因此轉變。一九八〇年代起，消費模式與衣物的關係變化就越演越烈，露西．希格爾指出，學術研究在二〇〇五年留意到這樣變化，根據一項針對八個消費族群、七十一名女性所進行的購買習慣調查顯示，其中十八至二十五歲的「年輕消費者」幾乎都坦承她們花的比從前更多，而增加的比例是從一個多月多出二十到兩百英鎊都有。「更叫人意外的是他們完全沒有計畫要將所購之物留下。」當廉價的時尚衣物破舊損壞，去處不是洗衣籃，而是垃圾桶。

在書中，露西．希格爾細緻剖析快速時尚如何誕生，而通路如何反過頭來宰制整個生產鏈的複雜關係，尤其諷刺的是，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所必然遭遇的經濟衰退，甚至成為廉價零售商的優勢、為它們帶來新顧客，「因為不可避免地會有一些中產階級的消費者向下轉往低價位市場。」這一再重複的循環，讓「可棄」變得愈發鞏固。但可棄並非只是衣物的下場。這廉價的製造鍊時時牽動另一半球的國家的人民。快速時尚是時代與地域經濟的結果，是單向的掠奪，而非雙向互惠。

2015年初，全球第二大連鎖時裝品牌瑞典H&M，擁有遍及55個市場的3500多家分店，在台第一家旗艦店開幕，引發排隊熱潮。這家時裝品牌，正是露西．希格爾筆下其中之一掠奪代表。大約一九九〇年代，歐洲早已發起乾淨生產的社會運動，希望成衣產業的企業主，能針對薪水、童工、工時、安全措施與環境標準等進行改善。時至今日，成效如何？今年八月即將上場的2016台灣國際勞工影展，其中一部紀錄片《跨國生產的真實代價》，便以沈穩的鏡頭述說，這單向掠奪的殘酷並未改善。

紀錄片凝望的是印度蒂魯普。這個城市原先最大產業是農業，直至跨國成衣生產工廠到當地投資。「工廠毀了我們的農田。」蒂魯普的居民這麼說，因染整流程需要耗費大量乾淨的水，而工廠雖然聲稱針對污水進行處理，實際流入河裡的水依然骯髒。蒂魯普的河流是黑色的，一如五〇年代的台灣。而當全球成衣產業都加入快速時尚行列，出口工廠為了加速成衣出口，進一步增加大量漂染工廠，污水比過去更快速地污染土地，當地居民連椰子都無法種植，成為成衣工廠工人是他們唯一的路。

儘管如此，工人的薪資無法讓他們獲得溫飽。而為了要維持生活所需，每個工人都得承擔高工時的勞動情況。同時，孩子也必須放棄上學。童工這個老議題，直至現在，仍未獲得解決。西方的消費者運動持續進行，但勞動檢查並不全面，加上工會組織的困難，惡性循環不斷持續。當成衣零售商盈餘八億美元，供應商只能獲得1％至5％的分配。而促使這個結構顛撲不破的，是全球化趨勢下誕生的自由貿易區、經濟特區、保稅倉庫、免稅港，這些場域是當代大眾流行服飾的有利靠山，同時也是跨國全球時尚企業與全球最窮困工人之間的連結。

人、土地和大自然的商品化，是社會經濟災難的泉源。人文地理學者大衛．哈維這麼闡釋：「這是將公共財富轉作私人佔用的「圈定」（enclosure）過程，也是涉及「掠奪性累積」的過程。它和人們常識中的搶劫、偷竊、詐騙和高利貸等，在本質上其實沒有任何分別。」

在書中，露西．希格爾，都呼籲消費者改變消費行為，用合理的成本，審慎挑選並理性分配預算來購買衣服，使衣服的產製可以使用環保有機纖維或友善動物的養殖場，而這些可以回饋給在地農夫或工匠形成真正的公平貿易。但這樣的呼籲只是改變的其中一小環節，這些零售商早已學會公平貿易等流行名詞，並透過各式廣告置入他們「有在改變的形象」。而幾乎不可能抵達那製造國度親身體驗的消費者，很容易被此蒙混過關。

蒂魯普的居民說：「我們的正義無法在法院伸張，你來到這裡問我們，告訴我們該怎麼做，然後你就離開了，但我們離開得了嗎？」若不直面資本社會的各式矛盾，地理不均的問題將無法解決，邊緣的居民也將不斷承受富裕國家人民血拚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