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曾韋禎事件」看社群媒體守則

日前民進黨發動甲動，在爭議中強制通過仍有爭議的一例一休《勞動基準法》修正草案，民進黨立委林淑芬因對法案意見不同，於簽到後即離席。法案通過後，主跑國會線的自由時報記者曾韋禎卻於臉書貼文批評攻擊，並公開林淑芬未成年子女姓名，引發社會各界抨擊。曾韋禎隨後刪除該則貼文，並於臉書道歉，其長官邱燕玲公開在臉書貼文「譴責」，自由時報隔日也發聲明道歉。但因曾韋禎的謾罵行徑已非初犯，自由時報知情卻放任不理，道歉很難平息眾怒，要求「處理」曾韋禎，也成為輿論關注焦點。

面對外界要求自由時報處理曾韋禎的不適任，自由時報總編胡文輝說：「記者在工作外的言論，當然要有分際，無論是法律上、工作倫理上，都有不能逾越的分寸，太超過就要承擔一切後果，甚至有外溢負面效應要收拾。但是，為了被批判縱容並威脅報復，就設類似網路警察的東西，隨時在網路上巡邏及查報舉發記者及所冇（應為別字：有）部屬在網上發表的言論，並評斷其是否適當，做為告誡、管制、處分等的依據。這種事我做不出來，也不會做。因為，這種搞法就是習近平的搞法。」

胡文輝的說法，被一部分人視為迴避責任、繼續放縱，這樣的質疑，並非沒有道理。首先，今天曾韋禎的事件，並非要求自由時報「隨時在網路上巡邏及查報舉發記者及所有部屬在網上發表的言論」，此次事件早是一公開事件，無須自由時報「巡邏、查報、舉發」。其次，先不論曾韋禎其他可怕言論，光就林淑芬事件來看，於情於理，都不該是道歉就能解決的事——立委如此私密的個人資料，若非「記者」的職務之便，是否能輕易得到？其次，曾韋禎的行徑是否能夠以「不慎」為由進行開脫？若一記者對保護未成年人個資毫無敏感度，若一記者對不涉及事件相關人不宜牽連的分寸都沒有敏感度，此一記者的專業何在？第三，若這次曾韋禎踩到的地雷不是立委，而是「一般平民百姓」，自由時報是否就輕易縱放？

曾韋禎平日的言行舉止，已不只是張狂、激憤，而更近於政治狂熱的病入膏肓。諸如叫高教工會成員林柏儀自焚、叫反對台南鐵路東移案的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去自殺」，很難讓一般大眾認為，此人的狀態適任記者。曾韋禎雖以「個人臉書」發言，而未在自由時報這個媒介上進行攻詰，但因其記者身份明確，一般人很難具有相同的媒體發言權與其抗衡，並且不免擔心，與其對抗，會否因曾韋禎之媒體近用權力之便利而被報復、或因此使得自己捍衛的議題被噤聲與扭曲。

在曾韋禎的長官邱燕玲的文章中，可以明確看見：「即使社內長官曾多次對你當面嚴聲斥責，也無助於你從中得到教訓，學習進步成長，你的言行依舊，卻也代表了報社的縱容」，以此可見，自由時報自己也坦承有所缺失，照理，自由時報該對缺失做出相對應的行為。但在邱燕玲道歉過後，不見自由時報的明確反應，反而只有胡文輝畫出「道歉即可」的底線。

對照多年前，民進黨執政，曾任職於自由時報的周富美，因抗議環保署不公開環評而被架走，環保署當時去函自由時報，要求自由時報召開評議小組處理周富美「妨礙公務」的問題。而周富美即在中秋夜臨時被通知將調往內勤組工作，隔日生效。

周富美當時是否「妨礙公務」，仍有相當大的爭議空間，但自由時報當時在未釐清爭議的情況下，即進行周富美的職務調動。那麼，曾韋禎事件與周富美事件為何有著不同調的處理機制？

兩者處理態度落差之大，將讓人有諸多揣測空間——過去報社的縱放是否因其政治立場、利益糾葛？若不說明，其所影響的不只是自由時報的問題，而更涉及社會大眾對於「媒體」的信任的問題，乃至於影響其他於自由時報服務的記者，會因曾韋禎的個人專業道德敗壞，而使基層工作者遭遇採訪上的困難處境。

多年前，ABC即提出「個人使用社群媒體守則」，規範包括，「不得混淆ABC官方帳號和私人帳號而造成ABC聲譽受損。」、「不得因為使用社群媒體造成工作效率低落。」、「不得暗示ABC贊同員工的個人觀點。」、「不得揭露工作上得知的機密資訊。」在這份守則裡提及，如果員工仔細檢視自己，可以清楚明白自己的發言界線，例如ABC的會計人員對政府教育政策預算發表意見，不至於危及ABC新聞內容的公正性。但倘若身份換成是記者，ABC新聞的公正性便會遭受外界質疑，而相同的觀點若是出自廣播或新聞製作人則會相當有爭議性。同時，ABC也明確表示「任何員工皆不得利用社群媒體霸凌其他職員。」

ABC也提醒，倘若社群媒體是以分享公共時事觀點或探討爭議性議題為目的，ABC涉入這些議題程度，將會成為這類社群媒體所關注的焦點。因此，「員工如果僅是與家人朋友分享個人心得（即限私領域使用），員工的工作狀態則不會因社群媒體的運作產生太大的影響。倘若員工的帳號資訊已公佈職業狀態（如公司名稱、部門、職稱等），員工便應當審視自己發言的限度。一般來說，社群媒體的使用者，通常會因為對方的工作狀態而成為追隨者。」在此情況下，「不論見解多麼機智、獨特，員工在社群媒體上發言前都應當用常是深思熟慮。假設全世界都會看到，再決定是否發表。」

國外媒體針對社群媒體的規範核心，在於新聞從業者必須在此新的媒介上認知，什麼樣的發言會造成別人不必要的損害，以及模糊個人與記者身份的發言對專業信度的損傷，但國外媒體的生態環境，與台灣仍有落差，首先，是台灣的媒體因市場小造成的惡性競爭，使得媒體自律幾乎無效，其次，是即便公共電視，迄今仍脫離不了政治力或多或少的介入。在這雙重因素的干擾下，除自律條款，是否需有一明確的法律制度予以限制，成為一可思考的方向，而為避免資方因其立場、個人喜好的隨意懲戒，工會組織協助擬定相關規範或許是一能獲取平衡的方式。

無論從哪一層面來看，曾韋禎事件都應被予以細緻且嚴謹地討論。這並非要附和部份輿論要求的立即「開除曾韋禎」——儘管其行徑幾乎是媒體圈內外都撻伐、否定的事；若僅因其個人負面形象而輕率地加以剔除，社會集體就很難共同思索，在社群媒體早已蓬勃十數年的台灣，為何媒體組織仍未發展出一套倫理規範的缺漏。此外，台灣媒體企業主多半與政界關係綿密，除了對記者的倫理規範外，台灣社會亦必須清楚界定媒體與受僱記者間不同的責任與義務，非如此，才能在不損及勞動權與言論自由的前提下，面對並反制記者的失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