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宥的岔路：北捷案裏的道歉、平撫與司法歷程

邱木森趕赴醫院時，結縭多年的妻子，已成為一具冷屍。

　

「我真的沒辦法相信，整個人癱軟。隔天是我太太生日，我們都已經計劃好要去龜山島。不只龜山島，還有上海、日本、金門，我們還有好多地方要去，她卻再也去不成。」

　　

◎ 無怨無悔的結髮妻子

　

邱木森是高雄人，一九七一年七月一號舉家搬遷到台北。一九八〇年，邱木森甫退伍，到裕記成衣公司的整理部門就職。一九七〇年後，台灣紡織業起死回生、利潤當好，許多偏鄉女孩紛紛入城，邱木森因此結識了來自台東池上的潘碧珠。

一九八二年，福克蘭群島戰爭爆發，邱木森公司的貨船被扣押、拍賣，多出很多空檔。恰逢潘碧珠剛北上，想認識台北，邱木森想，彼此都單身，便自告奮勇帶潘碧珠在西門町亂繞。「過程中，我們兩人聊得很投機，所以就約她下次單獨去碧潭。後來我們騎著摩托車去，當天第一次牽手，接著就慢慢慢慢相互關懷。」

　　

兩人交往半年，潘碧珠懷孕了。邱木森向潘家提親，老丈人仍捨不得潘碧珠這家中最小的女兒吃虧，要求邱木森必須按傳統明媒正娶。邱木森領著丈人的意旨回報母親，托請鄰居說媒。等日子一切排定，潘碧珠已經懷胎七個月。一九八三年，邱木森的大兒子出生，一九八四年，又生了老二。

這期間，他決定轉換跑道：「在成衣公司，我每月收入大概有兩、三萬，但因為生了孩子，就決定轉行開計程車。」邱木森說，開計程車收入每天少說一千塊，就算扣掉油錢，也還有八、九百塊，重要的是時間彈性，可以兼顧家務。但邱木森沒想到，他留給潘碧珠的家用，卻被染賭的父親強奪而去，邱木森不堪其擾，一家四口決定搬走，正式與父親關係決裂。

　

回望過去，苦不堪言。若非潘碧珠，邱木森難以持撐。「小兒子當時剛學會走路，而我連租房子的押金都沒有。最後是弟弟借我錢，才有辦法搬出去。」邱木森一家租房約三年，潘碧珠覺得「總把房租都繳給人也不是方法」，恰逢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房價掉入低谷，邱木森決定開始找房。

　

邱木森的「起家厝」是位於三峽的一棟透天厝。這棟房是法拍屋，只需四十八萬，即便價格不高，但仍舊是邱木森付不出的款項。「是我太太變賣陪嫁，加上跟車行還有堂妹借錢，我們才有錢繳頭期款。」但這房子只有遮風避雨的外殼，內部仍家徒四壁。邱木森一家四口長達十五天沒水沒電，甚至打地舖睡覺好長一段時日。

　

「這樣辛苦的日子，我太太一句怨言也沒有。我去開車，她一個人照顧兩個小孩，還去包手工來做。」邱木森說，潘碧珠很注重細節，深受老闆賞識，靠著手工，一個月收入可有上萬塊，一家四口的生活，在搬到三峽的第二年日趨穩定，兩個小孩上了幼稚園，潘碧珠白天便去工廠工作。

　

一九九九年，邱木森二舅往生，他與潘碧珠到台南的一貫道道場弔唁，邱木森的表姐介紹他們夫妻倆一位經營清潔公司的道場前輩，「那位前輩想轉換跑道，我們打聽了一下，他每個月做下來都有三、四萬塊，當時剛好遇到第三次石油危機，景氣動盪，我跟太太想了一下，決定接手清潔公司來做。」每天早晨，邱木森會出外開車，由潘碧珠負責進行大樓基本的內部打掃；下午，邱木森會前去協助潘碧珠處理較為粗重的工作。

　　

夫妻倆靠著打掃大樓，辛苦了兩年，存下另筆積蓄，在三峽原住處買下第二間房，預計日後留給老二。由於兩人收入每月加起來有八至十萬塊，之後又遇社區有人便宜賣房，他們再度決定頂下。之後，又在板橋購買兩間小套房，一邊出租收取收入，並以貸款養房。

　

邱木森買下板橋兩間套房時，捷運板南線正在施工。板南線準備通車時，潘碧珠卻決定賣屋。「我太太說，當初養房是為了孩子，現在孩子大了，手頭寬裕，不必計較。」那之後，邱木森與潘碧珠開始了半退休的生活，只要有連續假日，就四處旅行，每年過年，則必定環島一圈。

　

夫妻倆的生活簡單、平凡、規律，以為會儀式般終老一生。「我曾問過我太太：『若我有不測，妳會否等我？』，她說當然會，我們要生生世世永世結為夫妻，如果有輪迴，不管誰先走，來世一定要再結姻緣。」邱木森沒有想過，潘碧珠才是兩人中那個不測之人。

　

◎ 未感受到鄭捷的悔意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潘碧珠和邱木森到承包打掃的大樓，解決飲料店亂接廢水所造成的積水與臭味問題。兩個人忙到中午，只剩一點收尾工作，潘碧珠向邱木森說，因吃了皮膚過敏藥，感覺昏沈，想早點回家休息。邱木森本要送她回家，但潘碧珠認為捷運班次準時，接駁方便，平常也總安全到家，沒必要接送。邱木森聽了她的話，水管改接工程收尾後，便外出跑計程車賺外快。不一會，大雨落降，邱木森心裡突感慌亂，他強壓下來，「結果五點多，接到兒子電話，說我太太在捷運上，出事了。」

　

一名就讀東海環工系的學生鄭捷，在下午四點十分，與潘碧珠同搭上由國父紀念館往永寧站方向列車。四點二十四分十七秒時，鄭捷抽出背包內的鈦鋼刀，刺殺了正觀看手機的解青雲；又於四點二十四分三十一秒，殺害了閃避不及的張正翰，四點二十四分四十六秒，李翠雲成為這起事件的第三名死者，潘碧珠，則在四點二十五分十三秒，遭鄭捷持刀刺入。

　

潘碧珠曾有機會免於一死。鄭捷在車廂拿刀傷人時，情況慌亂，乘客各自奔逃，無暇顧及他人，但潘碧珠並不。大難臨頭，她卻先救了一位慌張跌倒的女子。潘碧珠因此遭鄭捷刺傷右頸部，造成右頸總動脈、靜脈橫斷銳創，大出血致出血性休克死亡，送醫後，已不治身亡。

　

警察待趕赴醫院的邱木森情緒平復後，請他製作筆錄。刑事流程結束，邱木森決定親自為潘碧珠淨身。「我擦到她的肩頸部，那是傷口，有紗布蓋著，但我不敢看。」邱木森望著不瞑目的潘碧珠良久，才輕聲傾訴：「事情發生了，妳安息，孩子和孫子，我都會盡力照顧。來生有機會，我們再做夫妻。」

　　　

痛失相知相惜一世的牽手，邱木森的情緒難以平撫。但他說，第一時間，自己沒有非致鄭捷於死地不可。「鄭捷還是學生，會做出這樣天理不容的錯事，內心應該曾受傷害。他很年輕，將來還是有前途，若有心悔改，我可以放他生路。」邱木森相信宗教信仰可以支撐自己走過苦痛，「只要鄭捷願意懺悔、道歉，再大仇恨都可以放下。可是一直到他伏法，我都不覺得他有道歉。」

　　

若回顧審判過程，鄭捷其實不只一次作出道歉，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邱木森感受不到鄭捷的「誠意」，進而轉為支持鄭捷判死？

　

「每次出庭，鄭捷都沒有正視過我們，其次，是他出庭第一次道歉，是向高中老師，而不是向被害者家屬道歉。」

　

「整個審判過程，他父母連一通電話都沒有打給我過。根據媒體報導，他父母在事發後就搬家，這樣的情況，我們被害者家屬要怎麼原諒起？」

　

除此之外，因鄭捷的辯護律師主張針對鄭捷的精神鑑定再行釐清，也讓邱木森認為，鄭捷的辯護律師只是想藉此保護個人名譽、爭取勝訴，「他們一直不用其極想把案子平反掉，所以一直想說鄭捷有精神異常，好讓鄭捷可以由死刑變無期徒刑。」

　　

邱木森的失親至痛未隨時間緩解。而司法交鋒過程，更使邱木森的負面情緒無法轉圜。　

　　　　

2015年2月3日，鄭捷在新北地方法院一審開庭，法院所傳喚的精神鑑定人沈勝昂曾說，鄭捷在中小學階段，仍對世事有所反應，但因遇到挫折選擇退縮、不面對，才導致外界所感知的無感狀態。「這種選擇導致他無法把事情想清楚、缺乏彈性、陷入自己的思考邏輯。」沈勝昂也特別提到，鄭捷幾乎沒有對父母表達過反對意見，「但實際上他有很多意見。因此，若家人願意修補，對鄭捷的再社會化、再教化會有幫助。」

除了沈勝昂所描述的人格特質，鄭捷在被捕後被確診出罹患「葛瑞夫茲氏症」。這是鄭捷的律師黃致豪主張再做精神鑑定的理由——希望釐清疾病對鄭捷人格與行為的形塑是否有影響，同時也藉以讓被害者家屬理解為什麼他們「無法感受鄭捷歉意」。

　

　

但這樣的主張，因為輿論對重大刑案必須判死的正義想像，經常使法院對此缺乏興趣。值得警覺的是，法院對釐清精神鑑定與犯罪動機間的關聯不夠縝密，卻又將精神鑑定當成量刑的重要判斷。加上缺乏對犯罪者的生命史的追溯與理解，將使得社會無法深入探討此類型重大刑事案件。

　　

司法程序的自我設限，加上輿論追殺導致鄭捷父母神隱，最終讓邱木森對鄭捷的教化可能性不抱希望，「他無依無靠，沒朋友、父母不理，社會容不下，他當初犯案就是覺得孤單才會這樣做，如果不死，有機會特赦或假釋，會不會又再計畫去殺幾個人？」

　　

和邱木森約訪時，鄭捷已經伏法。他穿著熨燙整齊的襯衫、西裝褲，腰背直挺，幾乎全程冷靜、平穩地回顧這場悲劇。只在談及未能和潘碧珠走完人生時，悄悄地眼泛淚光。邱木森說，鄭捷伏法，對歷經人生各階段風雨的自己來說，是一個暫時的句點。「但說到底我們被害家屬最希望的是，政府要去探討這些事情為什麼發生。」不過事發後政府的各種應對態度，讓被害者家屬感到十分失望。

◎ 疏漏的北捷作為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台北市議員徐佳青質詢台北捷運公司時指出，事發時，有位被砍四刀的倖存者撳壓列車緊急紅色按鈕、立即報案。「當事人告訴我，列車從龍山寺站開出之後，四點二十五分十幾秒時他已經按下按鈕，但是沒有聲音。他不敢離開車廂，因為知道按鈕按下去必須在那裡等候回話，他站在那個地方足足站了三分鐘，結果鄭嫌走過去又走回來，總共砍他四刀。」這起事件中許多倖存者事後回顧時也紛紛指出，負傷的自己在捷運列車好不容易停下、開啟車廂門後，發現竟然還得拿悠遊卡才能通過閘門，並且不知道救護車在哪、要往哪個出口才能得到醫療協助？

　

「回想起來，我覺得台北這個地方非常冷漠。」死者張正翰的母親張素密說，「事發當天我們趕到醫院，見不到任何一個政府部門的人出面。北上三天，在第二天才終於見到捷運公司的代表，但也只跟我們談錢，說乘客買票入站有乘客險，會給我們四百萬。」匆忙北上的張素密夫婦沒帶換洗衣物，除車資也無多餘金錢，「第三天我們要回嘉義籌辦後事，葬儀社要求我們必須先結清，詢問捷運公司可不可以先幫忙？他們卻說『我們沒有這種預算。』」

　

據日後議會質詢書面紀錄記載，捷運公司表示，除慰問金外，還會派輔導人員對被害者進行關懷，「但事情發生後，根本沒有人來關心我們、完全沒有任何支持系統，像是一個生命流失，導致一個家庭也在流失——我們受害者家屬就是躲在黑暗的角落自己療傷……」張素密感嘆。

　

「整件事情政府都很被動。明明是一件對社會來說很嚴重的事，但從頭到尾，只看到中央跟地方互推。」事發後，新北市府曾派官員前往慰問，「來了卻像作秀，於是我通通把他們趕回去。至於台北市則沒有反應，一直要到媒體披露，當時的市長郝龍斌才派人處理後續。」所謂後續，是否認台北捷運公司在此次事件應肩負任何責任，「然後說，會給受害者家屬賠償金。」

　

「台北捷運公司希望這件事可以用錢交代。我說『我不缺你這兩百萬』，就丟還給他們。之後台北捷運公司派一個副課長跟課長來，說跟保險公司凹，凹到四百萬，說我要再高（更多補償金）就得打官司。」邱木森沒退讓，聯合其他受害者提起民事訴訟。這樣的爭訟過程也曾引起質疑：殺人者不是台北捷運公司，為何要台北捷運公司負責？但這起事件中，許多倖存者確實遭遇捷運公司在處理流程中的各種疏漏。

　

儘管如此，台北捷運公司當時僅針對慰問金做出明確表示，對於是否需要負擔刑事責任一事，強調一切已進入司法程序調查。這起爭訟，在二〇一五年七月落幕：檢察官決定不起訴。　

　

「整起事件，根本沒有調查目擊者。」邱木森感嘆，當時一共有四位被害者透過律師顧立雄對台北捷運公司提起民事訴訟，「顧立雄曾對我們說，這件事的結果很可能只有四個字：官官相護。一定告不贏。而最後果然法院就聽台北捷運公司說，它們有照SOP走、人不是它們殺的，它們也覺得自己是被害者的說法，不了了之。」

　

台北捷運公司被「司法認證」沒有責任後，就再也沒有和被害者有任何接觸。而迄今邱木森也不認為捷運公司針對乘客安全，多做了什麼有效的防護措施。

　

◎

　

「想起來還是難過。前半年最難熬，回到家，都以淚洗面，躺在床上空虛一人，半夜難以入眠。」邱木森說，二〇一一年時，他和潘碧珠規劃退休生活，買了卓蘭一塊地勢平坦的農地，打算等孫子再大一點，要移居至此耕作。夫妻兩人每週都到這片農地除草整地，種栗子南瓜還有橘子，「橘子好不容易嫁接成功，正要成長，我太太卻走了。她走的那一年，南瓜開花結果，老柚子也結實纍纍，落差太大，將近一年多我都不敢去整理。」這片豐饒的農地，最後廉售。

　

「不敢」的情緒，不只在這片田園蔓延，也在邱木森胼手胝足打拚成立的家屋。潘碧珠在世時，大兒子一家和邱木森夫妻同住。因為媳婦剛當母親，不知道怎麼帶小孩，幾乎所有瑣事都由潘碧珠跟他打理。「孫子跟我和我太太跟很緊。我太太過世後，他幾乎每天吵著要找阿嬤，我只能哄他說：『阿嬤去醫院，小孩子不可以去，會生病，我們乖乖等阿嬤回來。』」

　

一次假日，邱木森帶著大孫子去淡水，晚餐吃麥當勞，「吃到一半，剩薯條跟蘋果派，我孫子突然說：『我要帶回去給阿嬤吃。」孫子的反應，一面讓邱木森感動，一方面，卻也再度喚醒難以撫平的痛。最後，他決定搬離他與潘碧珠結婚起家、育子晟孫的幸福地方——邱木森搬離台北，寡居在高雄前鎮，僅偶爾北上，探望孫兒。

　

遷離，移動，在潘碧珠死後，成為邱木森倖存人生的核心。「我太太滿百日後，我開始帶著我太太的照片到處走，想透過旅行淡化內心的傷痛。」我沒敢問他，這樣的平撫方式，是否成功，只在與邱木森訪談結束前，專心看他存放在手機裡一張又一張他與潘碧珠的合照——

　

照片裡，無論地點移換、時光流轉，夫妻兩人的動作、穿著、表情從未變化。「我把我們最完整的合照找出來，把人影剪下、輸出成大圖，到我們來不及一起去的地方，自拍。」我看著邱木森手機裡存放的大量自拍照，暗暗祈禱克里斯蒂安．麥茨所言為真：「死亡使我們從一個世界進入到另一個世界，攝影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