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大雨的傾聽者——談亞歷塞維奇的寫作

在這個時代，記者的寫作，還有什麼可能與意義？如果，每個人都擁有發聲的能力，而傳播渠道已藉由科技的突破而擴張？這個問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似乎從未猶疑，她用一本又一本書，回應這個「記者貶值」的時代——記者的本質看似紀錄與發聲，但這一切的前提與基礎卻是「聆聽他者」。

一如多數讀者，第一次接觸亞歷塞維奇的作品，是《車諾比的悲鳴》。一次前往福島採訪災後重建，將書置放在行李箱內，旅程中卻難以讀進任何一個字——亞歷塞維奇太過貼近那些走過地獄的人，她摘錄遺孀、心理學家、父親、母親、小孩、軍人、教師、醫生、記者、攝影師等社會上各種「角色」的獨白，每一個字都簡單、樸實，像一曲只用五聲音階融匯的曲調，但曲譜的吟唱卻如此困難，因為所有不幸都來自平凡裡的每一個疏漏——我們是自己苦難的兇手。

很難明確定義亞歷塞維奇是為生者或死者而寫。近期貓頭鷹出版社引進出版亞歷塞維奇的其他部作品《戰爭沒有女人的臉：169個被掩蓋的女性聲音》、《我還是想你，媽媽：101個失去童年的孩子》、《鋅男孩》與《二手時間》，這些書中的角色全部倖存，因而得以口述，但閱讀過程裡，讀者很難不產生顫慄與恐懼，因為說話的人彷彿幽靈。

「他們是歷史上的沙子，他們從來沒有被問過，從來沒有被問過，他們不留痕跡地消失了，把他們的秘密帶到墳墓裡。」亞歷塞維奇坦言她下降到地獄的目的別無其他：「我去看他們，聽著他們，聽著。我去地獄找到那裡的人，尋找人的聲音。」

閱讀亞歷賽維奇的作品時，曾一直聯想徐四金筆下的葛奴乙，若葛奴乙是極具天賦的煉香師，亞歷賽維奇也是那樣一個具有新聞嗅覺的寫作者。

記者會說，「跑新聞，要有新聞鼻。」亞歷賽維奇寫下的文字雖然不是新聞體例，但她作品核心思想所要做的，和新聞想要達致的目的卻多有重疊。這麼說，並非要區分文學與新聞兩者：新聞才能使人改變，而文學不能。不是，而是新聞具有強烈的、與時間賽跑的介入性格。亞歷賽維奇所注視的，都是在變動的，與時間賽跑的事物——及至現在為止，俄國仍在介入敘利亞戰爭，擁有核電技術的國家也在國際上繼續競賽。儘管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發生至少兩起還未平復的大規模核災。

亞歷賽維奇的天賦，在於嗅出她所身處的社會背景的錯誤結構可能循環，而這個錯誤循環，又緊緊鑲嵌至國際脈絡。在閱讀過程裡，總會想到「歷史是死的嗎？」這個問題。對記者來說，答案該是否定的－傳播的最本源即是口述，藉此記憶、溝通，歷史才得以產生。試想亞歷塞維奇該是由此創造她獨特的敘事形式。視角的切入，發聲的人群，從我與我周圍的他者出發，而非俯瞰、要求仰望的視角。她的書寫總是複調敘事，為了強調歷史的複雜性與可變動性，她要讀者加入，那是一個記者的渴望。 

儘管如此，她選擇的介入方式卻不是理性論述，而是依循著俄羅斯歷來的傳統。亞歷塞維奇在一次訪問裡提及：「俄羅斯這個民族相信人應遵循理念而活，人們傾向奉字詞為圭彙、奉書籍為指引。書本的功能是教導你如何活著、創造你堅信的理念。特別是在蘇聯時代，當他們要重塑一個人，文學將作為一個主要的支持工具。」 

但文學是什麼？敏銳的讀者會意識到亞歷塞維奇的細緻批判，文學不是字詞的表面，不只是被置入殿堂、分類妥當的「文學典範」，她在一次訪問時指出，自己反省過往蘇聯的傳統文學，是否不只在客觀上沒有對人的生活起到大的作用與影響，同時人們期望在文學裡讀到對現世的啟示的這件事也是挫敗的。因而在這個變動的時代，她思考的是，人如何把自己與他者的生活連結起來？如何可能對生命和死亡有所回應？而答案那麼簡單，寫作者無須發明任何東西，生活本身已經足夠豐富。

不同於過往台灣讀者相對熟悉的報導文學作品，如中國作家春桃書寫的《中國農民調查》、楊繼繩寫的《墓碑》，白曉紅的《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甚至是何偉的中國三部曲系列，亞歷賽維奇所維持的書寫基調，是更冷、更疏遠，把「我」藏得更後面的，異常困難的書寫方式。

這種書寫的基調，與其說偏向文學，不如說是一種新聞訓練，這非指因為她的呈現方式類似於新聞寫作的原文摘錄，而是亞歷賽維奇展現出謙卑傾聽的姿態。這樣的書寫，勢必建立在「聽懂對方話語的核心」之上，才會讓一個寫作者，願意捨去修辭、結構與盡可能壓低個人性格，因為窺探、盜取別人的苦痛，卻過度詮釋，是猥褻和褻瀆。

這種書寫的困難還包括取材必須豐富。必須有足夠多的素材，才能凝鍊出一句話，甚至一個詞。這顯示寫作者必須耗費比一般寫作者更多的時間跟精力去傾聽。其次是，要能淬煉出每一個段落，再把這些文字放到讀者面前，亞歷賽維奇必須隨著他的受訪者活過一次。閱讀她所紀錄的每一個受苦的人，讀者不會質疑苦難的真實性。那些聲音如此微弱，如此安靜，這是亞歷塞維奇的刻意為之，她不相信「大雨」，故事最重要的部分總是幽微，亞歷塞維奇試圖用寫作者的想像力與堅強心志，去遠離哭泣的文化，讓訴說本身得以成為力量，而不是重複的發洩。

正是這樣的困難書寫，讓亞歷賽維奇打磨出高度的文學性。亞歷塞維奇的作品一直反覆呈現「說」與「聽」兩個清楚元素，而這正是傳播與文學為什麼會發生，以及文學為什麼可以存在的理由。其次，是亞歷賽維奇反覆向讀者展示「我為何寫作」的核心。

文學這個字詞總和救贖扣連。但我不會這麼看待亞歷賽維奇。她的書寫，更貼近了解與等待。像約翰．伯格所說：「講故事的人的任務便是了解這些渴望，並將它們轉變成自己的步伐。如果他這麼做的話，無論何地，只要在人生的殘酷逼迫得人們聚集起來試圖改變它的地方，故事便能夠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爾後，在故事的沉默空間裡，過去和未來會聯合起來，控訴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