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們從勞工回返成「人」

回溯與基隆這座港城攸關的記憶，盡是灰糊黯淡的影——

市場邊沿山坡上我稱呼姑婆的原住民與她晚年賣豆漿饅頭的老兵丈夫，養一頭瘖啞的狗，住在潮濕而有蛇蟲爬行的老屋。港邊窄仄巷弄，夜裡酒吧燈亮，俗豔卻風韻猶存的老闆娘，多半獨坐倚靠斑駁的牆，偶與女性長輩談話。年長一點，聽聞已過世外公的風流韻事：他總是帶著三女兒說有事外出，實則去尋覓胭脂。他會將工頭的薪水花盡，在返家後拳打腳踢。而委託行櫥窗內曾有舶來品，是母親的追求者，一個長年海上晃蕩的男人帶回。母親曾被那亮麗吸引目光，但最後她們沒有在一起。海上多飄蕩，母親決定移轉至晴光市場，但蕭條如影隨行，瓦解與流離早被時代注定。

從傷痛出發

連續的風景碎裂。繁華喧鬧的音聲寂靜。滯悶擴散，深植在風景裡存活的每個人身上。孢子一樣頑強、韌性，代代遺傳，雨落的時候就茁壯，決定了人日後的樣貌。時間無法銷抵，疑問總是叢生，幸運的人學會聆聽，懂得克制，但身旁有人早不小心，深陷扭曲。傷會變形，逼迫人或死或病，無論掙脫，或協助康復，都得凝視，甚或叩問，儘管長路迢迢。

是在文字裡窺見這樣的心意，使人在翻開魏明毅的《靜寂工人》後難以釋卷。魏明毅以碼頭工人妻子清水嫂的一天出發，細緻地在開篇生動呈現港都樣貌，住屋的陳舊即是人的邊緣，看似日常的瑣碎卻埋伏了一條日後將被抽拉出來，以支撐人因何相互擠壓的傷痛軸線。在這短小篇章裡，她還盡顯女性的獨特觀看視角：艱難與命苦從不只是表面上的物質掙扎，而是親密關係裡的難言之隱、動彈不得。

花天酒地，風流成癮，慣性的詞彙使人容易依歸，但那詮釋其實含括性別偏見。人類學與諮商師的訓練讓魏明毅懂得「把理所當然的事當成不正常，同時也把異常視為正常」，她從女性的傷開始追索，探索男性碼頭工人「傷人」的根源究竟所為何來。爬梳過程，結構緩緩浮現——魏明毅形容，那是「用錢掂掂你的斤兩」（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和在地社會文化的「能」（gâu）的相互結合。

從「能」（gâu）到「無才調」的離心力

「能」（gâu）是什麼？是在農漁村窮途末路時找到出路的可能；是找到工作後，想盡辦法愈賺愈多。為這前提接受勞動場域的限制，男人錯開家庭，而茶店仔、小吃店，在碼頭工人等待國際貨船的空隙內，提供安頓與收留。撫慰有性與非性的分野，對留待家裡的碼頭工人妻子卻幾無差別，親密是這樣淡薄的，女人只是守「份」，等待男人的死亡。但死亡之前才是折磨，當台灣男人一再服膺「能」（gâu）所賦予的價值理念，他們注定失去能動性，進而在歷史浪潮退卻後，被運命殘酷地一層層「甩開」。

「工人失去工作，好可憐。但我在基隆看到的不是這個，我想說的不是這個。」魏明毅說，人並非因為沒有工作而決定了他生命的苦難。「而是當他一層一層被所有『地方』甩開，苦難才真的成形。」對魏明毅而言，地方不只是碼頭，還包括茶店、街道，乃至於家庭，所有的空間、文化、資源，在戰後因各式牽引形塑出的單一價值，塑造了人苦難的基調，親密性在這拉扯中點滴失去，從頭至尾在家中缺席的男人，在外在舞台傾頹後，發現連回家都「沒人等他」。

「我」始終在「我們」之中

書裏中段個人與結構的相互對照，是魏明毅書寫中最精彩的部分。不僅是那讓人訝嘆的冷靜筆調，更是她謹慎精細地，把拆卸下來的箝制因素，又一層層還原到讀者面前。她不隨意置入理論，那只在尾章提綱挈領；主角是碼頭工人，讀時我仍能投射彼時在瑞芳建基煤礦賺食的外公。魏明毅溫柔且聰慧，她跳脫單一性別、理論框架的發聲陷阱，謹記自己的研究動機：終究，終究，是凝視、聆聽「受苦的人」。也因如此，讀者幸運地清楚看見「我」始終在「我們」之中，那讓理論有所根基，使人在徬徨後得以定位，嘗試「真正行走」。

「我不向上流動——由勞工回返成『人』。」魏明毅說，這是她從工人身上得到的決定。一個人可以如何衡量自己？我們能否由勞工回返成「人」？是她在田野裡的最大收穫。這個叩問並不新潮，如何「讓我成為我」，從來就是隨著降生而來的複雜天問，但天問不必然結束於一則則被注定的苦難預言，當地方誠實展示「這裏正在發生什麼事」，除非我們視而不見，否則一切都有可能，在死亡還沒來臨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