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核災區實測爭議看台灣不存在的公共對話

日前農委會與衛福部在立法院衛環委員會進行報告，希望開放日本核災區食品進口。當時農委會與衛福部雖強調絕無明確開放進程，會取得社會共識才進行，但旋即倉促舉辦公聽會，引發極大反彈。

綠色消費者基金會董事長方儉表示，因應核災區食品開放問題，預計到日本核災五縣市進行測量，每縣市會找至少五個樣本，進行北中南東的樣品對照。在前往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12公里的富岡町一處休息站附近取得土壤樣本後，測得銫137濃度為每公斤81.756貝克，而陸續所測最高的數值，還曾飆破1900貝克。方儉認為，這可證明日本農田遭受汙染。

方儉的實測過程透過網路直播，加上是爭議議題，媒體競相報導。面對傳媒鋪天蓋地的渲染，夾擊在政府既定政策立場外的原能會，只能給出「雖有汙染，但這不是標準檢驗方法」的答案。這樣的回應，引發部分媒體與團體的後續抨擊，畢竟除卻輻射，台灣各式汙染如爐碴，也經常以「不是標準檢驗方法」的回答迴避監督與修正，原能會的回覆，只能是愈描愈黑。

回頭來看，這爭議雙方針對核災區食品是否進口的議題的對壘，不外乎以科學標準與數據準則進行攻防，但核災區食品開放入台議題，是否該聚焦於標準？更進一步地說，開放與否的底線，是否該取決於標準？之於這項爭議，我以為台灣社會該思考的問題，還需含括「福島食品含括的意義是什麼？」是食品安全？福島重建？或更擴大來說，是否也涵蓋了人類對於曾使用核電與使用核電的思維（弱勢承擔風險）的反思與共同承擔？換言之，是高橋哲哉那其實已在日本流傳很久的概念：我們如何使犧牲的體系，轉為互助的體系。

犧牲體系的反轉

　

高橋哲哉談論「犧牲的體系」時，以福島與沖繩兩地為例。他指出，從小我們被教導：「不要損人利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別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等普世價值。在這樣的共識基礎上，誰還敢坦然要求別人為自己的利益而犧牲，甚至為自己可有可無的利益而犧牲？然而現實是，總是有人被犧牲，甚至有人膽敢公然要別人為自己的利益而犧牲。而其根源，就在於為了經濟成長與安全保障的大眾共同體全體利益，去將犧牲某些人的體系正當化。

核電廠的興建與擴張之所以成立，即在於這樣的體系之無堅不摧。因此，若從這裏進行思考，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即相對簡單——對標準的思考，不該僅由科學角度出發，而須含括政治。今年三月前往福島採訪五年重建，意外與受日本交流協會邀請前往日本參訪的主流媒體因誤會而起爭執，當時曾在部落格寫下一篇文章〈在福島的櫥窗之下〉，內文提及，汙染相關標準的出現總是為了善後。日本在福島災後一度提高食品中輻射容許量之標準，引發日本社會動盪，但日本政府當時也說「這標準很安全」。那麼，當時的安全標準，與現在的安全標準，何者為是？若該標準無害，何須調降？當然可想而知有一說法，容許量愈少愈好，但問題不在於量之多寡，而是我們該當意識健康安全風險標準仍由壓迫者定義。其次，就以輻射汙染主要的核種來看，其半衰期至少是三十年，安全不該是標準的超過有無，而「至少必須」是囊括時間的風險比較。車諾比至今三十年，某程度來說，這標準的考驗才真正開始，亦即即便講求科學，我們也需要有對照組的事實證據藉以辯證。

　

從至福島採訪的經驗來看，福島食品開放入台問題，恐怕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問題。而是，作為一個人，究竟該怎麼看待福島的犧牲者乃至於此地的重建。用一不精確但或可了解的案例比擬，莫拉克風災後的大規模遷村之所以引起爭議，在於我們將災區一體化：「山上就是不安全」。但福島災後那二十公里的避難圈經驗已經告訴我們，輻射的汙染不在距離福島電廠的遠近問題，而在地理條件的影響，換言之，福島縣內的土壤汙染其實廣佈不均，那麼，用全稱去看待即有標籤化的問題（不下山的災民就是浪費社會資源），這也是當地與週邊縣市農民會有「風評被害」說法的緣由之一。

　

在這基礎上往下的問題是，土地真的被汙染，作物真的有疑慮，但這五年來，這些汙染難道都未經處理？就像一般農地汙染，某些作物會特別容易吸收某些重金屬而某些不會；加入了什麼改善物質可以避免輻射物質被作物大量吸收（如添加鉀避免稻米吸收銫），科學在此時有其重要性，我們無法坐時光機將指針調回五年前的三一一取得零輻射汙染的作物，但能在人力所及範圍內，盡量努力使其恢復到原本的狀態。

　

這些努力當然是為了重建。重建即是為了讓人能繼續在那土地生活——莫拉克這規模的遷村已經極其困難，何況福島這樣的事件——福島居民即是抱持著這樣的想法在思考，以福島為例，恢復耕作的區域其實很少，只有原本的四成，且恢復種植的大多不是重災區，但重災區裡依然有農民想要留著，無處可去（包括遷居條件與其技藝可能只有農耕）是其中一個重要理由，但那駐留還有更動人的層次：儘管作為災民，儘管是因福島縣窮困而被迫接受核電廠的弱勢者，但當核電廠來了，離我那麼近，我卻從來沒有嚴格監督它、持續反對核電擴張，我亦是自己的加害者。留在這裡，想辦法恢復這個地方的環境，是命運，也是責任。

　

當福島災區的居民是這樣曲折思考的時候，我們對於核災區食品（他們的生計來源）的思考是否還能那麼直觀？台灣社會當然不是強迫福島電廠蓋在福島的直接加害者，但我們能否直接將這些受害者排除在與我們共同生活的可能性之外？

台日經濟素有連動，加上地緣鄰近，地域間的共生關係不言可喻。政府強調核災區產品入口是為鞏固「台日友好」，但當此一議題進入窄化的標準思考，「真正」的友好難以存在，若反對成立，可能標籤化災區居民；若成功開放，災區彷彿無事，、核電及其污染皆可控制，是否會暗暗助長了安倍的核電政策？

爭議議題上的直播實境秀

　

從這樣的脈絡觀看，無論政府或方儉等人的行為顯然皆不夠細緻。先說方儉。是否標準檢驗方法姑且不論，方儉等人所取樣的土壤，是否確認已是經過日本政府整治之處？其取樣土壤是否持續種植、種植什麼樣的作物、其作物是否被限制流通與否⋯⋯？有太多太多必須作為判斷的資訊，並沒有被清楚揭露，遑論限制進口五縣市幅員之大，其取樣是否足以代表整體？

此文意不在批判其作法與結論是「完全的錯誤」，事實上，相當明白這是擔憂輻射食品進口影響台灣民眾安全的行動。在此議題上，台灣政府的表現不僅是已成陳痾的行政程序之急就章與粗暴，事實上，在推動此議題的政策面上，都還存在許多讓人存疑之處。

舉例來說，過往針對核災區食品是以區域作為限制，如今行政部門打算以「高風險」來區分是否可進口的界線，某程度來說，這並非不合理且並非無法討論的問題。承上所述，輻射污染受地理環境而非區域距離的影響，以福島電廠輻射水曾不斷外洩為例來看，為何宮城、仙台水產不禁，而禁千葉？換句話說，在討論開放與否之前，台灣社會多數人恐怕連為何而禁都不夠清楚。

再以去年偽標事件為例，當時有八百項產品被要求需要雙證才能入口，現今這八百項產品將改成單證，根據理由為何？政府所謂高風險的判準的依據是否建立？更別說邊境管制能力夠不夠，從福島核災發生至今，從來就是各說各話。種種問題，顯現政策設計規劃都還有諸多缺陷。

作為公民，自然很難期待受外交壓力的政府會願意主動解決這些缺漏，在此情況下，公民團體將是為台灣社會打開討論的重要窗口。但觀方儉等人之手段，顯然沒有考慮到上述所提這麼複雜的內涵。新聞傳播在現今各種限制下，早就破碎、去脈絡化，在這樣需要具備脈絡思考的議題上，方儉等人掌握了新聞設定的框架——「爭議議題上的直播實境秀」使媒體不得不去報導，是否真的促進我們對於事件的理解，乃至於做出周全行動的可能？

核災區食品進口議題複雜而難以以一標準定論，但從此議題爭議至今，只見中央政府及至民間團體，不斷試圖透過簡單框架進行相互說服乃至攻擊，使人厭倦。社運團體的存在與行動，若只是直線思考的反對，而與政府同樣窄化的邏輯進行公共論述，打破限制框架的社會推進，究竟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