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食能安?
「現在這個地方是綠色區,就是安全區。旁邊的工作人員都沒戴口罩都可以在這走來走去。目前電廠內大概九成都是綠色區。」東京電力公司原子能選址總部長岡村祐一,在搖晃的公務車上對我們說明,為了把曾經超過1500微西弗的超高輻射環境,降到可以只戴口罩就行走的狀況,六年來,東電去除了福島第一核電廠內的表土,再鋪上柏油或水泥。經過這些除污工程,目前輻射的環境背景值,已經和台北、東京,相差無幾。
福島核災,是因為斷電導致爐心無法冷卻而熔毀的結果。六年來,為了防止反應爐因為高溫再度爆炸,東電持續施澆冷卻水來降溫,卻也製造了大量核污染水。2013年,爆發儲槽洩漏約300公噸高輻射汙水事件,迫使東電必須想辦法善後。
岡村祐一表示,核災剛發生時,東電使用的,是可以在現場比較簡易進行組裝的螺栓式儲槽,「但之後發現螺栓式儲槽,會有大量的水從縫隙外溢。確認這種螺栓式儲槽可信度不夠,因此我們從原來的螺栓式,轉到焊接式儲槽。」
高大的儲槽,一座又一座連綿不絕,目前電廠裡透過儲槽,大約存放了90萬噸的水。水裏含括的核污染物質,高達62種。東電興建三座淨水設備來清除核種,目前除了氚以外,多半物質,都可以被去除後,再重複利用於冷卻爐心。可是冷卻過程,會污染地下水質,地下水的輻射值,曾經超標一萬倍。
福島第⼀核電廠西高東低, 地下⽔流經核電機組下方,就會受到污染。為了解決地下水污染問題。 東電在2015年,開始興建凍土壁。 凍⼟壁厚約2公尺,深⼊地下30公尺的不透⽔層, 把⼀號機到四號機組全部包圍起來,防止地下水流入。不過,為了維持地下水和污染水的恐怖平衡,目前東電還沒有將凍土壁完全凍結。
「凍土壁如果突然完全封閉,擔心原本封閉在內部的污水可能會產生逆流。所以現在是要讓地下水緩慢地下降減少。基於這個目的,所以鄰山的這面,有7個地方維持未凍結的狀態。」岡村祐一坦言,核災第六年,地下水污染的控制仍待加強,但海水污染的部分,在持續進行每日監控後,已有大幅改善。
每天天還沒亮,採樣船就要出海,到福島電廠的港灣裡,取五個樣本進行分析。福島核災大量溢散的輻射塵中,主要包含的放射性物質,是碘131、鍶90、銫134與銫137。而為了減少沈降在底泥的輻射塵影響水質,東電也運進大量乾淨泥沙,鋪在底泥上頭,來進行改善。
根據東電監測結果,2013年,海水還有部分銫與鍶的檢出,到了2017年,已經全數未檢出。然而,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在2016年3月發表的試算結果顯示,福島第一核電廠洩漏的銫134與銫137,高達24,700兆貝克,其中約有七成輻射,通通流入海中,重創福島與周邊縣市漁業。
為了重振漁業,福島縣政府進行捕撈試驗來確定輻射污染情形,災後至今,檢驗種類已經增加到72種。根據福島漁協的檢驗結果,至今仍有每公斤超過一百貝克輻射量的底棲魚類。因為放射性物質的影響,至今還有28種魚貝類無法出貨。福島漁協指出,這28種魚貝類包括沿岸漁業的重要魚貝類,因此上市禁令解除的時程,將會大大影響漁業作業重啟的時期。
離開海岸,我們來到當時發生爆炸的核電機組旁。爆炸後的屋頂垮下來還掛在上面,殘骸狀況並未收拾完全。在一號機組上方,有攝影機每日檢核反應爐狀況,以待進一步的處理。岡村祐一說,核災爆發時,四號機在歲修,東電在2014年,已經順利取出燃料棒。其他反應爐,因為輻射劑量太高,一直到2015年,東電才開發技術掌握熔解現況。2017年,會開始嘗試取出三號機的燃料棒,至於一、二號機,希望在2020年東京奧運舉辦前進行。
這三座機組,至今還會發射高達每小時將近兩百微西弗的輻射。攝影記者才剛走近,隨身的輻射偵測器,就發出警告聲。東電強調,這些數值是輻射能所造成,透過加蓋方式遮蔽,廠區已經不再有輻射塵外洩、導致污染農作的情況。為了證明福島食品十分安全,福島電廠內員工食堂的供餐,一律採用當地蔬果和米飯。但先前核污外洩的傷害,真的癒合了嗎?
福島核災發生時,日本政府發布命令,要求以福島電廠為核心,向外擴散三十公里的居民,全數離開、到外避難。目前,葛尾村、川俁町與南相馬市部分區域,被列為避難指示解除準備區域,富岡町、飯館村與部分南相馬市,則是居住限制區。至於浪江町和福島電廠所在的雙葉町、大熊町,至今依然是歸還困難區。
門馬英隆,住在距離福島電廠21公里遠的浪江町。核災發生時,當地輻射值曾經飆高到每小時330微西弗。2015年下半年,日本政府才開放居民在白天短暫回家收拾殘局。門馬英隆每兩個月回來一趟。時間卻像是依舊停在2011年3月11日。儘管日本政府今年起將要開放他們返家,門馬英隆卻決定放棄家族經營將近百年的菓子店,遠離故鄉。
不同於門馬英隆,農民橘內義知,選擇留在家鄉,面對挑戰。十二月,福島地區農忙已近尾聲。遼闊的蘋果園內只剩一些被蟲鳥啃食的零星果實。橘內義知手腳俐落地包裝完最後一批採收的鮮豔蘋果,準備出貨。
為了讓陽光照射到樹的毎一個位置,結出好蘋果,每年一到三月,蘋果樹都必須進行剪枝。2010年,橘內義知從橫濱回到家鄉福島,接手家傳果園。一年後的春天,妻子懷孕,果樹也正要發芽,沒料到,卻遇上福島核災。
橘內義知說,這是日本史上第一次發生核災,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所有資訊都一片混亂,核災發生的三月,剛好是果樹正要發芽的時間,因為他們一家不屬於強迫避難災民,自行避難沒有補償,考慮果樹成長不會停,他和妻子選擇留在福島,繼續照顧果樹,期待果樹能夠支撐家計。沒想到,2011年秋天,爆發輻射超標事件,導致農產品大量滯銷,這讓福島農民決定組織土壤俱樂部來自力救濟。
自力救濟的方式,包括找出定點,將果園畫出格子狀進行土壤表面的輻射偵測,土壤俱樂部的每座農園,都有自己的農園輻射地圖。其次,是用高壓水柱沖洗每棵果樹的表面,把輻射物質用水沖走。農民的努力,在科學偵測上獲得成果。但在面對消費者時,卻遇到阻礙。
福島災後,日本政府針對福島、青森、岩手、宮城、山形、茨城、栃木、群馬、埼玉、千葉、新潟、長野、靜岡等13個縣市進行出貨管制。災後不久,日本政府將原本食品中的輻射容許量從每公斤370貝克放寬到500貝克,這個政策,為消費者帶來食安陰影。不論日本政府如何促銷東北復興,鼓勵餐廳與消費者購買當地農產品,核災區食品在日本國內,還是有滯銷問題。
不只日本,各國也對核災區食品進行進口管制。台灣自2011年3月25日起,開始禁止福島縣,和福島核一廠南方的茨城、栃木、群馬與千葉縣等食品輸入。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統計,2010年前,日本農林水產及食品出口總額有4,920 億円,2011年,降為 4511億円、2012 年則為 4497 億円。各國逐步解禁後連三年提高,2015年出口總額飆升至7451億円。而災後至今,日本一直不斷希望進口日本食品大戶台灣,研擬開放政策。
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表示,以稻米為例,2011年5月,針對福島,或福島旁邊四個縣進行全面禁止進口的禁令,有15個國家;但2016年10月,只剩兩個國家,「就是中國大陸跟我們。」陳吉仲強調,台灣雖然礙於國際貿易規範,必須遵守會員守則,但開放前提,是絕對保證食品的安全。
2016年11月,立法院衛環委員會,正式討論是否開放除了福島以外,千葉、茨城、栃木以及群馬縣,除了水、奶粉、茶以及野生水產品之外的食品進口。行政部門認為,這四縣的產品只要附上產地以及輻射雙證,就可以保證安全。這樣的說法,被批評是重外交、輕食安,民間團體緊急召開記者會,呼籲行政部門不要草率行事。
主婦聯盟秘書長賴曉芬表示,目前政府對輻射食品的安全依據,是所謂的食品中輻射容許量的基準值,每公斤一百貝克。儘管學上認為這是低劑量輻射,但政府以此作為安全與否的判准,也就意味著「低劑量的輻射風險跟責任,是被政府直接排除到他們要管制的範圍外的。換句話說,就是基準值一百訂下去後,即打包票說安全,那這意思就是說,我只負責國際上面所為的一百的安全,剩下那是民眾自己的問題。」
經民連研究員許博任質疑,行政部門的開放依據,都是按照日本官方提供的片面資料,缺乏台灣官方自己去日本做的採樣或相關科學依據。但以韓國為例,韓國卻可以自行前往日本做調查。「相關食安的調整,最重要的是科學依據,台灣如果沒有辦法如果自己做調查,沒辦法從台灣的特殊狀況,去理解日本的生產環境或食品執行狀況的時候,那我們要怎麼做這樣的調整?」
為瞭解目前福島核災區的風險管制情況,民間團體決定自費前往核災區進行訪調。長期協助農民改善污染情況的學者石井秀樹指出,輻射塵會隨風向、地形、土質,而有輻射高低差異,如果用核災避難時的單一標準來管理核災區食品,很容易造成社會對立。而石井秀樹的提醒,正來自觀察日本災後輻射食品管理的各種矛盾。
草莓,是栃木縣最重要的產物,也是栃木縣向來想要出口台灣的產品。那須高原農園觀光部長椎貝達朗指出,那須高原町的草莓園多半採溫室種植,也有定期檢驗,當地人並不覺得有輻射污染問題。核災後,只因道路中斷受到短暫衝擊。經過那須町大力宣傳,近兩年,來採果的台灣遊客甚至絡繹不絕。
在我們採訪期間,剛好有一組台灣旅遊團來採果。許小姐表示,知道栃木縣食品被禁止出口到台灣,「但覺得它離福島還是有點距離,應該還算安全。」帶著一歲左右的嬰兒採果、吃草莓,她沒有太多恐懼,認為可以支持福島周邊縣市的食品進口。
距離福島遠近,是一般民眾用來判斷輻射安全疑慮的第一要件,但栃木縣政府表示,距離遠近,不代表輻射污染的全貌。栃木縣政府表示,核災發生時,只有縣北部分區域受到輻射塵污染,縣南沒有受到影響。在經過科學檢驗後,栃木縣的限制出貨產品,只針對核爆發生時位於戶外的東西。而在經過除污,以及施作鉀肥來抑制農作物吸收放射性元素後,幾乎沒有超標問題。這幾年下來,已逐漸取得消費者信任。
栃木縣政府強調,如果是福島核電廠,還有部分地區依然限制人員進入的情況,消費者當然值得憂慮,但周邊縣市如栃木,距離核電廠距離很遠,加上五年來一直實施相關對策,日本國內對栃木縣的安全性疑慮,早已消失。
不止栃木縣,群馬當地,似乎也不再焦慮輻射風險。
天還沒亮,群馬縣的東毛酪農組合,已經開始備貨,準備運送牛奶到縣內的各個小學。東毛酪農組合在1952年,由當地農戶成立。1983年,引進低溫殺菌,提供牛奶給學校營養午餐,成為業務核心。
福島核災發生時,只有位於山上的根利牧場,因為輻射影響牧草種植而必須除污。由於其他農戶沒有受到波及,整體酪農業務,和災前一樣順利。
近午,牛奶配送車來到了太田市的寶泉南小學校。孩子開始準備午餐的配送餐具,等最後一堂課結束,就能用餐。學校校長表示,一開始家長確實會擔憂輻射影響,但透過透明公開的資訊公布,早就沒有疑慮。
對栃木和群馬縣的居民來說,他們早已步入正常生活。認為國際對當地食品的全面封殺,會對他們產生風評被害。但輻射基準值是否安全、可靠?福島的居民,有不一樣的想法。
福島災後一個月,正值學校開學。當時輻射檢驗體系還沒建立,地方政府卻要求學校採用核災區食材做營養午餐。野口時子認為,災時訊息混亂,避難政策不夠確實,孩子已經被迫暴露在高輻射濃度的環境裡,為了避免二次受曝,必須採取自救措施。她在福島郡山市創辦3A事務所,提供憂心的家長有購買安心食材的選擇。
災後至今,野口時子都堅持吃西日本的食物,但隨著日本政府宣告福島核災第一階段重建已經告一段落,她開始被社區視為異類:「我在這據點進行活動,自己會影響振興,因為我表達拒絕。農家很可憐,他們真的很辛苦,但也不能因而犧牲我的家人。」
多數民眾,無法像野口時子一樣堅定。一位來自磐城、害怕壓力而不敢具名的母親指出,當學校推動營養午餐採用在地食材時,磐城有許多家長連署要求政府停止可能傷害幼兒健康的政策,卻沒有收到正面回應。
「2012年開始,福島知事就說,用當地食材,會給地方政府補助金,因此學校就給小孩吃這個。老實說,居民很難抵抗,因為自己可能就種田,或親戚就種田。但這樣的政策,也造成消費者跟生產者有嚴重對立的現象。」
對立緣於對輻射的恐懼。
根據日本政府針對福島地區,2011年出生,0至18歲的孩子進行的健康追蹤顯示,第一輪檢驗中,有116人疑似罹患甲狀腺癌,手術後確診有101人都是惡性腫瘤。而在目前只完成六成的第二次檢驗裡,已經發現有59人罹患癌症。日本政府目前否認癌症與核災的關聯,但醫師種市靖行認為,這種說法,過於武斷。
「政府說,從長崎、廣島原爆的案例來看,從原爆後到甲狀腺癌發病,需要10年時間。因此車諾比地區在核災後五年發現的小兒甲狀腺癌,就被排除與核電事故相關。但隨著進一步的檢查,結果得知,車諾比事件確實在五年內有導致小兒甲狀腺癌發病。因此,以歷史來看,原本普遍認為要10年時間的,後來一般認知改為5年。所以現在所謂的5年才會發病,也不一定完全正確。」
種市靖行本來是骨科醫師,對政府花在每個受檢孩童上的時間只有兩到三分鐘,感到不安,決定學習甲狀腺相關知識。取得相關證照後,他加入政府的健康追蹤體系,發現政府太輕忽透過攝取食物累積低劑量輻射對健康的威脅。
「中央政府訂定的基準值,事故剛發生時是500貝克,現在是100貝克。但這沒說是安全值,而是基準值哦,而這基準值真的對健康沒有影響嗎?這是個正確的數據嗎?其實誰都不知道。」種市靖行指出,銫在人體的半衰期有九十天,如果每天必須攝取的食物都有低劑量輻射,長久下來,還是會累積。目前福島地區,已經出現相關案例。
「福島縣內的某個行政區,經WBC檢查結果,發現有高中生的數值偏高,大家就開始拚命找原因。發現他們並沒有吃輻射值極端高的食品。進一步查詢後才得知,是因為飯吃得非常多而累積。」
日本學童食用白米累積量的案例,揭露基準設定的弔詭之處。而食品中輻射容許量的基準設定,也難以脫離政治介入。
回顧2012年,日本也曾對台灣提出開放核災區食品要求。當時執政黨雖然拒絕,卻提出食品中輻射容許量修訂草案,將每公斤370貝克的基準值,提高到每公斤600貝克,被視為是替日本輻射食品開後門,遭到民間團體抵制。
當年民間團體反對理由之一,是質疑台灣的邊境把關能力。災後六年,台灣進口日本食品數量比災前多了50%,邊境抽驗比例,卻依然維持8%。以2016年11月14日為例,只抽驗了36件樣品。而目前抽驗結果雖都符合台灣現行標準,卻頻頻發現偽標事件。
衛福部次長何啟功於2016年11月表示,在2015年查獲改標事件以後,就訂定日本進口食品須負產地證明跟輻射證明,實施到現在,因為持續加強查緝,並沒有發現改標問題;陳吉仲則補充,除了雙證,未來核災區食品進入邊境,還有衛福部的抽驗機制,如果是高風險的產品,不排除進行逐批抽驗。
行政部門自認可以層層把關,但在12月,又爆發了吉野家納豆所附的醬油來自災區。而回到核災區的經驗來看,這些管制手段,其實本就百密一疏。
假日早晨,距離福島電廠一百公里遠的千葉柏市,正舉辦在地的農夫市集。市集的目的,是協助農民跟消費者重建信任。穿梭在攤位裡的五十嵐泰正,是主要發起人。
「57.5微西弗相當於當時第一核電廠內的數值。這在千葉柏市這裡的一處空地發現了。」福島災後,日本政府發動除污,但除污補助範圍,只鎖定在輻射劑量平均每年累計超過一毫西弗的地區,基本上,幾乎全限定在福島境內。加上鉀肥投入改良土壤不是強制性政策,使得千葉縣的土壤嚴重超標情況,引發消費者恐懼。五十嵐泰正表示,「所謂的抽檢是屬於大範圍的,如此一來,消費者擔心的是,雖然有檢查,或許農地裡也有類似超高污染的地區,雖然有檢查,但是否會遺漏了。」
由於柏市的農產高度地產地銷,這場超標風暴,重創消費者與生產者的信任關係。為了修補裂痕,五十嵐泰正聯合農民發放問卷去了解消費者的疑慮,發現消費者需要一套他們可接受的自主檢驗體系來掌握風險。在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討論下,他們訂出了每公斤20貝克的輻射容許值,農家依照這項原則接受檢查與出貨,幾年下來,柏市的做法有了正面成效。
五十嵐泰正認為,面對核災食品風險這麼高度複雜的爭議,如果只靠單一檢驗體制,永遠無法獲得消費者信任:「官方歸官方,由中央到縣乃至市,這一貫的檢查體制我認為很好,但這是針對大眾的做法,無法兼顧個別需求。所謂個別需求是指,其實消費者也有不同的消費意識,所以與其要求政府的資訊發布方式,希望有更符合各地區的基準值以及偵測方法,大家各自做,然後將其串成一個網絡,我認為這是政府應該做的事。」
一大早,日本生活俱樂部在埼玉縣青果市場內的包裝生產線,已經忙得不可開交。鎚田博說,核災前,食品中輻射容許量的標準,一般只用來檢驗進口產品,即便是生活俱樂部這樣重視生產安全的消費者團體,在福島核災前,一個月也只檢驗五項進口食品跟畜產品。缺乏機器與人力,讓生活俱樂部在核災發生時,只能棄守把關,使得長年擁有穩定消費者的生活俱樂部,曾一度面臨會員大量流失的情況。
「當時,政府曾經檢驗到食品中含有5萬貝克的食物,「但等到結果公佈時,大家都已經吃下肚了。」鎚田博說,2012年,日本官方將食品中的輻射容許量,修正成每公斤100貝克。但官方對土壤或食品的抽驗,在在都有漏網之魚,尤其日本政府將檢驗資源都投注在福島,反而忽略了其他地區的把關。「宮城縣非常寬鬆,幾乎都沒做檢查,宮城縣其實有受污染,限制出貨品項卻非常少。」
各種疏漏,促成日本民間團體發展自主檢驗機制。基於對低劑量輻射風險危害的不確定性,生活俱樂部向來主張,輻射檢出量,應該愈低愈好。但鎚田博坦言,生活俱樂部在災後並非以零檢出為目標,而是以6貝克作為檢驗基準,25貝克為出貨基準。「農戶也努力想種出能吃的商品,所以我們先定一個基準,大家以這個數值目標,然後我們再就基準值以下,也就是以1/4值來檢測。」
災後六年,透過各方努力,消費者和農民的對立,逐漸緩和。根據日本消費廳進行的調查顯示,不想買到輻射污染食品的消費者中,大約只有兩成會在意產地來源。但鎚田博強調,這樣的結果,實在是情非得已:「當時只吃進口食品,完全不吃日本食物的這種人非常多,但是能長期吃進口食品的畢竟少數。一般如果不吃國產食品,就沒東西吃了,大家都忍耐地吃。」
在拜訪農民、學者與自主檢驗團體後,環保團體認為,目前台灣除了不宜開放核災區食品,針對輻射食品的管制範圍與品項,也都需要更嚴謹的調整。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洪申翰建議,政府應該以更大幅度的範圍進行管制,同時,也要健全民間的自主檢驗機制,「目前不管官方,或是民間,都沒有相關資源,來讓民眾對核災區食品有真正的選擇,這是我們非常擔心的事情。也就是說,台灣人其實在進口以後,是沒有擁有這個選擇權的。從這角度來看,你一定會必然造成很多人的不安心跟不信任,那你要付出的社會代價跟成本,一定很高。」
民間團體的呼籲,被執政黨納入行政程序裡進行評估,但政策在缺乏配套下就先宣布,使社會對食安抱持高度疑慮,最終還是引發肢體衝突;而在野黨將議題窄化成政治議題,更讓公共討論無法進行。希望促成官方與民間對話的第三方議事小組成員呂家華表示,「類似的衝突絕對不會只在日本核災後食品管制問題上。可預期未來還有美豬、基改食品管制風險議題的挑戰。如果政府再用專斷單向的決策模式,嘴上講公民參與,政策後端已經有大約方向才進行,根本沒有辦法去處理問題,反而會使爭議越演越烈。」
在第三方議事團體的呼籲下,目前執政黨已經暫停相關程序的推進。但如何解決現行管制的缺漏,仍在未定之天。
從住居到食物,日本政府試圖一步步抹去核災痕跡,但核災區食品的管制糾葛,明白顯示,抹去並不等於復興。和日本經貿密切、始終會吃到日本食品的台灣,要選擇站在什麼樣的位置?無憂吃飯的臉龐,用可愛舞蹈迎接每個新的明天的福島娃娃,還在等待空轉的台灣社會,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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