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ANDREA STAR REESE



要談論瘋狂,必須擁有詩人的才華。
 
並不僅是豐沛的情感、精煉的語言,更重要的是如何穿透表象,呈現反覆錘鍊的思辨核心。《瘋狂天堂》的導演Dria Soetomo,就是這樣一位詩人。
 
《瘋狂天堂》開頭的場景讓人心驚膽顫。Dria Soetomo讓我們看見一座大牢籠,裡面住著「人」,他們的處境,卻無異於動物。不想吃飯的男子被壓制餵食。裡頭無論男女老少皆被鐵鍊綑囚。他們在自己的腳下排泄,在清晨迎接掃除時的糞水潑身。鐵籠空間只有柱子與磁磚,被鏈在柱旁的人正撕扯自己的衣衫直至赤裸、一邊唱著無人理解的調子⋯⋯但他們是「被允許」這樣對待的。因為他們是「瘋子」。
 
Dria Soetomo所拍攝的機構,自八〇年代初就開始運作至今。裡頭沒有醫療人員,使用草藥與鐵鍊來「幫助病人康復」。一九七九年,印尼已禁止用鎖鍊縛病人,實際上,這些治療方式仍流傳延續。這是因為,印尼有關精神病的資訊相對缺乏,許多農村相信精神病是患者被下咒語的結果,使傳統鐵鍊療法能夠維持。
 
如果紀錄僅是如此,那麼Dria Soetomo做的就只是新聞式的掃描。紐約攝影師 Andrea Star Reese,也曾在2011—2012年於印尼許多精神療養院中拍攝病患,並出版作品《Disorder》(混亂)。Andrea Star Reese鏡頭下的狀況,和Dria Soetomo攝影機所框定的場景大同小異。他以此指出印尼精神醫療落後的問題。
 
Dria Soetomo所欲論辯的,卻不僅是精神機構對待「瘋子」的方式。她進一步質問了「瘋狂是如何被產生/指認的」。而正是這樣的提問,才使她跨越直視慘忍的倫理問題,跨越獵奇的門檻。
 
跨越的支撐是她貼身記錄一位「新病人」Suwatmo。Suwatmo經常宅在不見天日的家中,被鄰居指稱為經常無故咆哮、罵髒話的「瘋人」。經由檢舉,主角被送入精神病院,但短短一週,Suwatmo「康復了」,被釋放回家。
 
在Dria Soetomo的鏡頭裡,我們無法獲得任何現代醫學的診斷資訊以確認Suwatmo到底是不是瘋子。導演記錄了Suwatmo咆哮、躲避、因想掙脫而不小心攻擊了他人的過程,但這一切都源於他人所欲對他施加控制。而在抓捕Suwatmo的過程中,導演掃描了他所居住的村莊,於此觀者看見了貧窮的伏影,而最初舉報者曾說:我們這裡有很多瘋子,有四個。
 
導演埋下伏筆,然後藉著主角於禁閉所內的親歷,展示權力的運作。
 
在被囚禁前,主角在車子裡落淚自語:「我沒有做錯任何事。」但車外所有村民笑著揮手和他道別,告訴他「你會好的」。「你會好的。」怎麼康復?Dria Soetomo剪入一群天主教學生來參訪的片段。在學生參訪前,瘋人們被帶到廣場做體操,接著,瘋人們蹲坐在地,讓穿著潔白服裝的學生觀看,以透過對比瘋人知道自己「很幸福」。在那之後,瘋人被學生「賜予」麵包,如獸一樣啃食而學生在囚牢外觀看,或嬉鬧。
 
這一段記錄,遠比鐵鍊縛身還要殘酷,導演藉此撕扯文明的假面來擴大紀錄片格局,為末段做成有力的鋪陳——
 
始終沈默、未曾鬧事、衣著整齊的主角在走出囚籠前時,Dria Soetomo拍攝精神病院中一隻猴子替某位病人理毛的畫面;下一秒,鏡頭轉移,是另一位病人如猴子一樣替另一位病人理毛。那鏡頭述說的是:被囚於此者,將成為徹底的非人。
 
想「回歸」正常世界嗎?你得選擇。什麼樣的選擇?不能待在沒有照明的家裡游手好閒,因為那是疾病與邪惡的巢穴。要反省、要自知你已逐漸老去,必須工作,計畫人生。勞動且符合社會集體想像的勞動是「正常」與「瘋狂」的分界。為了離開牢籠的Suwatmo說:「謝謝你們,我康復了。」管理員對Suwatmo說:「要知道,如果你不好好遵守承諾,我們將會把你再抓回來。」他對管理員的訓示,一律點頭。
 
Suwatmo的承諾呼應著紀錄片的流暢開場——攝影機直直穿越「全景敞視」的監禁所,來到瘋狂者身旁尖銳凝視,如入無人之境,證明了秩序和美德最終將能完美配合——在片尾,選擇紀錄這場域的意義終於浮現:那些殘酷、不忍卒睹的影像全是警示,我們讓異鄉人所受的恐怖懲戒,始終是「正常」的產物。眾多瘋人裡,或許有人曾如主角一樣因著薄弱至極的理由被抓來,但在這樣的「隔離治療」下,實際上,他們卻永遠再也無法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