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以核養綠第十六號公投案

或許不該意外，所有事件，都會反覆重來。時間洗刷災難的衝擊，考驗人到底願意記憶多少，也測試著人願意主動思考多少。

二〇一一年福島核災發生，台灣社會才重新思考核電廠會引發不可挽救災害的問題，然後，每年上街抗議，終於使得政府願意正式封存幾十年都沒蓋完，還不斷（試運轉時）跳電淹水的核四。然而擁核者永不言敗，從早期的缺電論、高電費恐嚇話術，一直來到今日的核煤對立。彷彿，空氣污染是憑空而生而核電的本質是空氣清淨機。
　
關於核電的爭論已不想再談。一再強調，核電的使用與否，從不「只是」科學問題。其討論基礎，應該是人，以及生存本質的層次。而這樣的認知，在多次前往福島，以及日本各地採訪後福島的狀況，更加確立。
　
二〇一二年七月，第一次到日本採訪。當時的東京地下鐵，許多燈都不開。這是因為福島核災後，反核聲浪高漲，由於當時大部分機組剛好進入歲修，在核安疑慮狀況下，電廠被要求符合新制後才能重啟。這使得二〇一三至二〇一五年間幾乎為零核電時期。中間只有少數例外。
　
由於核電佔日本發電比高達三成，日本政府因此要求全民節電。節電一年之後，民眾才發現許多電都被浪費。即便核電不啟用，夜晚走在新宿街頭依然很熱鬧，停下核電，並不影響一般民眾的生活機能。但不同於一般民眾，關西電力公司不斷要求政府重啟核電，因為沒有核電，讓他們的發電成本提高，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政府打算重啟當時已通過安檢新制標準、位於福井縣大飯町的大飯電廠。
　
為瞭解大飯電廠的重啟問題，前往福井縣採訪。福井縣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漁村，幾乎第一眼就讓人想起貢寮。到大飯去，為得是採訪居民的看法，但在那個漁村找了很久，才終於遇到一家人。在談這家人的故事前，想先說明核電廠為何總蓋在海邊？這是因為我們多數使用的反應爐，叫沸水式（或稱輕水式）反應爐。當燃料棒分裂後，會產生一千度的高溫，就算停機也還有六％的熱衰變，所以必須持續冷卻。為了有源源不絕大量的水，才使電廠必須緊鄰大海。
　
可是緊鄰大海有一個問題，那個問題，就是我們談論核電廠經常提到的地質。理論上，沒有人會想要把房子蓋在活斷層上。而牽涉重大公共安全的電廠自然也該避開，因為地震永遠出乎意料。地質調查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事，而在核電廠開始啟用時，我們的地質調查技術也還不夠進步，據地調所指出，目前全世界的核電廠地質調查都只做了陸上的一半，海中斷層幾乎付之闕如。
　
日本的地質學者指出，大飯電廠外海，正好有一條活斷層經過。由於福島事故，我問這家人是否擔心重啟？他們卻說不擔心，因為政府告訴他們，「核災是海嘯造成的。」台灣擁核者也經常援引女川電廠作為三一一大地震的避難所的案例，來論證「地震根本不會引起核災」。然根據我採訪日本國會委託學者成立的福島事故調查委員會撰寫的報告指出，福島核災是一場複合式的災難。其中冷卻功能的喪失，被確認為是海嘯與地震的雙重影響。
　
日本政府和國會委託的調查小組說法為什麼有差異？關鍵就在於，一旦承認地震也是肇災主因，日本所有核電廠勢必難以重啟。因為全日本五十四座機組，只有一座不在斷層上。事後，我又訪問了當地的計程車司機，問他為什麼當地居民不反對？他說：沒辦法，因為電廠蓋了以後，他們無法仰賴觀光、捕撈維生，留在家鄉的人，幾乎都在電廠裡面工作。
　
這個故事和台灣核一、二廠甚至核四當地的居民都一樣。我帶著這個故事，回到東京，準備採訪東京居民，從福島核災起每週包圍首相官邸的抗議活動，以及一場包圍國會的活動。
　
在包圍國會的遊行中，我遇到了一位女士，她叫長決曉。幾乎是看到她的第一秒我就決定按下相機快門，因為她的眼神。但禮貌起見，我還是向她以手勢詢問是否可以拍照。她答應後，我拍照，然後進行訪談，才發現她是日本在二戰時的原爆二世。她說，原爆者與他們的後代明明是戰爭的受害者，卻遭到全日本的排擠，她的父執輩雖然沒有早死，但都有奇怪的疾病，儘管如此，這些原爆者都不敢對外說，因為怕孩子受到輻射的歧視。長大後，她嫁到福島，「結果沒料到，福島發生核災。」
　
那幾天在東京訪問到的每一個民眾，無論老少，都會告訴我，核電就是戰爭。但當時我的理解，僅因為原子彈和核電的原料是相同的。而在二次大戰之後，美國灌輸核電和平利用名義、日本採納了這樣的概念。這樣的想法，一直到二〇一三進到福島禁區採訪，並做了一次自助旅行，才明白戰爭的意義，並不只是表面可見的武力。
　
那一年，公共電視打算到福島去做災後三年的採訪。當時我已經離開公視，但很想去，由於去採訪的是我的好友林靜梅，在她同意隨行的情況下，自費前往日本採訪。我們前往福島住的第一個地方，是離福島電廠五十公里遠的一個溫泉勝地，當時日本政府宣傳，核災已經結束了，但輻射偵測器測到的數值，是每小時十．〇六微西弗。而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是，每人每年可接受量是一千微西弗。換句話說，只要在這溫泉區生活連續超過一百個小時，就超過了世界衛生組織允許的輻射暴露量。
　
離開溫泉區，我們去拜訪距福島電廠十二公里的浪江町的町長馬場有。馬場有是政治世家，家族是核電死忠支持者，因為農業的產值在工業化以後就變得很低，電廠來了以後，許多人可以進去電廠工作。但福島核災發生後，馬場有改變了他的想法。
　
福島電廠爆炸後，撤離範圍是二十公里，但浪江町沒被通知該跑。直到三天以後，他們才被通知所在地輻射太高。但他們不是只搬一次，他們一連搬了三次，現在住在離福島電廠五十公里的地方。町內兩萬多名居民幾乎被疏散到全日本四十五縣，北至北海道，南至琉球，整個村莊毀掉。馬場有覺得被背叛。因為政府原本告訴他電廠很安全，結果核安無法控制。更無法控制的，是輻射塵。至今浪江町辦公室依然可能面臨搬遷。那天起，馬場有數日子的基礎改變。他在福島災後第一天寫上一，我去採訪時，是災後第八百六十一日，他說：「不知何時才能回去。」
　
除了政府官員，我們也拜訪農民三浦廣志。他種稻，在福島核災發生前，正準備轉做有機農業。災後浪江町撤空，他回不去。當時很多農民都放棄種植，因為輻射塵會遞入土地和水，沒有人要買福島的食物。但是三浦廣志還是想回家鄉，而且在避難的南相馬繼續種田，想辦法降低稻米從土地吸收輻射的可能性。
　
為了這個理由，他和家人分開居住，在被污染的土地上努力。我問他為什麼？他這樣回答我：「如果全福島所有農民，都可以跟我一樣有一塊地重新開始，我當然願意和大家一起重來，但這是不可能的。全福島有一百九十萬人，一百九十萬人中，一定有許多務農的人，如果這些務農的人無法重新開始，這就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社會沒有農業，絕對不是正常的社會！」
　
從前述所談可以知道：（一）日本政府無法控制輻射塵要往哪裡跑（二）日本政府宣稱核災已經結束。這兩個結論基本上是完全矛盾的，除非，這矛盾經過操作。
　
日本政府為了讓核災呈現結束的狀態，用了一些方法，第一個是除污。他們研究發現，輻射塵最容易累積在土壤和屋頂水管等地方，所以這些地方成為除染重點。日本政府把清除的範圍，限縮在每年累積量超過一毫西弗的福島縣內的五十二個町區，但災後東京早就有超過這數字累積的輻射量。儘管如此，除染的垃圾依然多得難以想像。
　
這些輻射垃圾很難找到地方存放。大部分垃圾，都埋在農民的農地或家裡後院。垃圾場原本是座山，被剷平拿來放裝滿輻射垃圾的太空包。日本政府宣稱太空包很安全，因為「空間測量」小於一毫西弗。空間測量的意思，就是離地測量。日本政府認為，人不會一直接觸地面。且世界衛生組織說每人每年平均會接受二．四毫西弗的暴露量。
　
這二．四毫西弗的平均值，也是核能流言終結者最愛用的攻擊招數。可是，世界衛生組織所談的輻射暴露量，是所謂的天然背景輻射，如地表輻射中的鈾 -238、釷 -232、鐳 -226 或 鉀 -40。或是食物中的鉀 -40或碳-14。但這些元素，都非我們所談的核電污染的核種碘-131及銫-137。核能流言終結者僅以「暴露劑量」而非納入「核種的污染情況」或半衰期長短來論證輻射並不值得恐懼，其心可議。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日本政府可以因為成人不會一直接觸地面，所以把「空間測量」小於一毫西弗來作為堆放輻射垃圾的藉口。但孩子會接觸地面，而孩子是危險群。那年我們曾去拜訪位於福島電廠超過五十公里的二本松的一座幼稚園，日本政府說，當地很安全，但二本松在災後卻出現過每小時八微西弗的數字。
　
根據研究，輻射除了會累積在土中，也會卡在森林，這所幼稚園為了孩子，自掏腰包一百萬把森林全都砍光，整座幼稚園都光禿禿的。沙子也換過。學校要孩子佩戴輻射偵測器。當我們問小朋友，掛在身上的輻射偵測器是什麼？他們的回答竟是：平安符。儘管做到這個程度，孩子依然出現甲狀腺異常。因為這裡每年的輻射量是一．二三毫西弗，超過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但日本政府漠視，並進一步放寬孩子戶外活動輻射暴露標準。
　
日本政府在福島災後三年，把過去疏散的範圍劃分成幾個不同部分，一個是距離福島電廠五公里處，叫困難歸返區。另一種是像浪江町，只開放白天歸返去整理東西。至於距離福島電廠約十四公里遠的小高町，被劃為「預備解除區域」，也就是未來可以讓居民回來住的意思。鋼琴教師吉津恭子就是小高町人，在路上遇到她，她帶我們去她家。雖然這裡是預備解除區域，但當時水電根本沒有恢復，就連輻射垃圾也沒搬走。吉津恭子說，政府解除禁區後，「可以自由進出，連小偷都能來，但原住民根本不想回來」，最關鍵的原因即是，福島電廠的危機根本沒有解除。
　
而當我們去到距離福島電廠三公里的地方時，海嘯襲擊過的場景像被凝固一樣保持原樣。這裡是日本政府所謂的困難歸返區，但輻射量其實不如其他地方高。那麼為什麼難以歸返？關鍵在於東京電力公司至今還不知道爐心熔燬後的爐心到底掉在哪裡。而輻射劑量高到一進去就會死人，完全沒辦法進去搜尋，加上爆炸後所有冷卻系統都毀壞，現在只能靠著不斷灌水以冷卻，避免再度爆炸。
　
事實上，當年我們前往採訪的時候，還曾發生福島電廠溫度暴增的情況。除了爐心的問題，當時東京電力公司也相當苦惱四號機組的爆炸該如何處理。四號機組爆炸的原因在於貯放使用過燃料棒的冷卻池因缺乏電力冷卻而爆炸。根據日本核電專家小出裕章指出，冷卻池爆炸後外洩的銫137，是廣島原爆的五千顆。目前台灣所有核電廠貯放用過燃料棒的方式和福島一模一樣。我們找不到任何貯放核廢料的地方，而擁核者想要延役的核一、二廠的燃料棒冷卻池，早已爆滿。
　
那年採訪結束離開福島，我獨自留在日本自助旅行。從關東飛到關西，沒有去台灣人愛去的奈良餵鹿，也沒有去大阪購物。我的第一站，是遊客不會去的地方，叫芦屋。
　
這個地方若以台灣來比喻的話，大概就像天母這樣的區域。是個高級住宅區，這是村上春樹在《聽風的歌》裡的寫作背景。選芦屋旅行是很突然的念頭，起因是我重翻村上寫神戶大地震的書，看到震後他從芦屋上游一路走到出海口。村上那樣走，一來是因為芦屋是當時地震十分嚴重的區域，二來是他的家鄉。我那時想，啊，關西依舊很想重啟核電，走一走地震發生過的地方，可能會有些想法吧？出國前也沒多想，抽了書櫃的尋羊冒險記，在去芦屋之前重讀完，戰慄不已，那讓我重新理解了前一年在東京採訪時，為什麼每個人都跟我說，核電等於戰爭。
　
芦屋的興起，要追溯到江戶時代。當時，豐臣秀吉把首都建在大阪，因為大阪有水利之便，他要求所有貨運都要從此進出，大阪自古就是富庶的商人之城。一直到現在，大阪因地理的重要性依然存在，前面提過的三浦廣志，他重新銷售稻米，也是從大阪開始。不久後，德川慶喜將軍把政權還給天皇，遷都東京。儘管如此，遷都沒有動搖大阪因為之前經濟條件累積的各種發展資本，比如文化。因此在日本推動明治維新、全面西化的時候，大阪是最快呼應的。也就在那時候，大阪全面西化，開始興築鐵路，成為東方的曼徹斯都，發展煤礦、工業，環境開始被污染，這些富裕的人，就想住在比較乾淨的地方，因此選了大阪和神戶中間的芦屋，作為示範城市。從那時候開始，芦屋就是高級住宅區。
　
先前提過，大阪在遷都之前就有極大的經濟實力，但這些經濟實力不是來自政府本身，而是商人。這些商人早在日本內亂的幕府時代起，就支助不同的諸侯金錢協助戰爭、拓展勢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三井財閥。三井財閥原本經營絲綢和錢莊，因為在明治維新協助軍閥調度軍糧，獲得明治政府照顧，進而把持全國金融業。一八七六年，創立三井銀行，發展紡織、採礦等業務，換句話說，明治維新時的工業發展，都把持在靠著戰爭起家的財團身上。除了三井，還包括我們都很熟悉的三菱。這些財團，在日本打算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時，當然二話不說地繼續支助。後來的歷史我們都知道，日本被兩顆原子彈結束戰爭。
　
戰後，日本國內其實相當反對核能，當時，正是美國和蘇聯進行軍備競賽的冷戰年代。擔憂反美情緒高漲，美國開始推銷「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概念，而日本即便戰敗，還是沒有放棄稱霸的夢想，想著學習核電技術以發展武器。就在上下交相賊的情況下，原子彈轉為核電。
　
誰來發展核電呢？還是過去的財團。三井財團雖然在戰後被迫解體，但它很快地藉著過去的經濟勢力，透過貸款、持股等方式重建，其中一家公司，也是我們很熟悉的，就是東芝。而東芝其中一項業務，就是做核電機組。戰後日本的經濟復興，與其說是靠著核電，不如說是靠著這些財團發展出的業務。但因為他們持有核電技術，且日本電力早已民營化，對財團來說，當然是自己能用的比較省。我們提到想要重啟大飯電廠的關西電力公司，如果重啟大飯電廠，他就可以少節十五％的電，並且減少購買煤炭的支出。至於日本政府，主戰派的勢力依舊龐大，這是為什麼至今日本政府還是想要支持核電，即便日本早有超過百萬人上街抗議。　
　
當然，台灣和日本還是有些不同。比方我們的核電並非由財團把持。但若讀台灣戰後經濟發展史，會發現，國民政府在戰後一手壟斷了跟軍事發展有關的所有產業，台電即是其中之一。且同樣的是，台灣會使用核電，一樣是在美國的冷戰架構底下。美國在戰後將台灣當成反共基地以牽制中國，透過美援協助電力等事業重建，此外，美援也協助武力和軍事支柱。
　
為了拉攏美國，一九六三年，蔣經國宣布核電將成為台灣未來的主要發電模式，一九七三年，十大建設推動，核一廠是其中一項重點，此後核電和經濟發展便被牢牢地綁在一起。然而十大建設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美國灌輸的，無限追求ＧＤＰ成長的線性發展模式。但那真的是可行的發展模式嗎？就算它是可行的發展模式，適合台灣嗎？若回顧台灣現今的社會爭議，我們很容易理解這樣的發展方式是有問題的，這樣的發展模式，讓我們連發展最後的基礎，也就是土地，都消失。它僅讓少部分人獲利、絕大多數的人受害。
　
那天我走到芦屋的出海口，看著灰暗的港，想著從大阪逃離到這裡的富賈，會知道在無限擴張的發展模式中，最後所得的仍是落寞髒污的海洋嗎？推至使用核能來看，核災發生後的那些問題，我們承受得起嗎？我們，有地方逃嗎？
　
在離開東京前往關西之前，我曾短暫去了鐮倉的円覺寺，探訪導演小津安二郎的墓。去的那天天氣很好，墓地都沒有人，因為找了很久才找到，非常高興。但當靜坐在小津安二郎對面，看著他墓碑上的「無」字，突然想起前一天去福島採訪的景象，然後忍不住哭了起來。
　
那時候，我是為了「無」這個字的表面意義哭泣。在想，人有沒有可能不過度欲求，以避免招來空無？一年後，重看自己拍的照片，想起的卻是在東京採訪的一個畫面。那是福島居民在三年後到東京電力公司抗議，而東京居民非常冷漠。
　
那個畫面讓我想起小津的電影《東京物語》。小津描繪的，正是快速發展後人的疏離。疏離來自自私，而那自私會在核災後更擴大。這不是揣測，是事實。長決曉身為原爆二世，她嘗過這個滋味。而現在福島也正面臨這狀況，福島的孩子遭受排擠，或因災難的無法平復而自殺。
　
原來，「無」，還包括無視。我們假裝若無其事。但當我們假裝若無其事，我們還有可能成為我們嗎？人可能單獨一人活下去嗎？
　
是這樣，對我來說，核電不是經濟問題，不是科學問題，它是一個「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的問題。是要為了核電的利益製造對立的「以核養綠（實際沒有綠）」的假議題，並無視人現出真實的臉孔述說苦難，成為尖酸刻薄求關注的寂寞孤鬼；還是，願意為了與他人，與萬物，共同存活在這個現世的，而努力求解的，有溫度的靈魂。
　
我選擇後者。希望在我們都沒有選擇之前，有更多人，也願意選擇後者。
　
我是胡慕情，我的貓是小毛米。
我們反對以核養綠第十六號公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