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住那些火中顫抖的靈魂

「我們已經死了。然後是媽媽和爸爸如果你在那裡......不，只是媽媽如果我們在一起……不，我們在房間裡。在煙霧和火焰中顫抖之前我想看看我的媽媽和爸爸」

一九九〇年三月九日， 一對夫婦急於出門上班，將孩子反鎖在租住的地下室。後房子起火，年僅五歲和四歲的一對兄妹葬身火海。韓國吟遊詩人鄭泰春，寫下《我們之死》。十五年後，首爾市瑞草區元地洞的貧民區的一位母親外出上夜班後，房子慘遭祝融，五歲和四歲的一對兄弟命喪黃泉。韓國社會運動家孫洛龜在《房地產階級社會》裡直指，這對兄弟之死，是以首都圈為中心的房地產開發業的犧牲者，是千萬房地產極貧階層的真實寫照。

韓國土地炒作，與台灣有類似軌跡。兩地皆共同受到二戰後美援影響。輕工業、資本密集產業、以半導體為主的新經濟階段，大城市人口劇增，土地炒作興起。七零年代因高房價而有抑制政策，但熱錢流入，全國性房地產投資繼續擴散，政治勢力與土地開發緊密相連，而民主轉型還未成功。

於是火光延續。而那與開發密切連結的火，之於台灣，並不陌生。如陳水扁任台北市長期間的康樂里，後來的十四、十五號公園，也曾發生一把無名大火。或是西本願寺、華光社區、日後諸多都更爭議裡不時冒出的烈焰……，將一切燒燬。

無名火是權力的鬼魅。魑魅魍魎專行恐嚇、執行強制取消、噤聲與抹除。韓國紀錄片導演金日蘭以韓國都更爭議龍山慘案出發，拍成《兩生門》與《共同正犯》，探問火從何而來、為何不滅、如何持續傷害。

《兩生門》著重討論權力。片中並不採取新聞式的眼光討論龍山都更爭議，但以新聞畫面的片頭剪裁作為全片支撐——主播播報：「決不寬容非法抗爭、法務部要嚴懲非法示威來提昇韓國的經貿環境」、前總理李明博說「維持社會秩序，ＧＤＰ就可以提高1％」，而法務部長宣示：「針對所有維安行動，將賦予維安人員免責權。」

三段共一分多鐘的音訊，大刀闊斧拉出威權的殘留。國家機器不能談判之傲慢，是大火的起點。而這火並不僅僅燒向弱勢者，執行強制驅離抗爭民眾的同時，莫名大火亦不分界線地燒死執法的一名警察。其後，導演以一段又一段訪問，如作為監督機制的檢察機關之掩蔽、媒體的退守，有層次地堆疊權力的面貌——權力從來不是憑空而至，龍山慘案的背景，是李明博力推的「New Town Project再開發計畫」，這計畫被認為是2007年大國家黨大獲全勝的關鍵誘因之一，使得政治權力必須強烈自我保護。

導演並不單單指控，還有嘲諷。紀錄片前半，導演深刻地呈現國家權力下如何創造「非人」。然而後半多段於大火中倖存的警察訪談，卻是以匿名無面孔、本為同一陣線的無奈傾訴，反過頭來戳刺國家機器的陰惡，逼問國家：你如何能這樣對待我們？

《兩生門》結束在龍山社區被怪手拆除的畫面。但對紀錄者而言，事件從不可能因這樣的暴力而結束。於是金日蘭以《兩生門》中，檢察機關為擁護權力，將抗爭中的倖存者全列為「共同正犯」之怪誕為基礎，貼身紀錄數名人物，刻畫經年鮮血淋漓不止的傷。

傷有內，傷有外，精確來說，傷的內外，相互糾纏。抗爭領導者在大火發生的第一時間自顧自地逃出，但他死了父親。其餘倖存者因不明情勢被動進入抗爭的鐵皮堡壘而不久後大火燃燒，但他們與領導者背負同樣量刑。入獄多年後被釋，與家人分離，精神創傷使人內向封閉，其中一人說，「我罹患憤怒調節障礙。」導演拍他時而空洞的眼神，醉酒鬧事，但最最使人痛的是他與蝸牛互動的畫面——倖存並不光亮明淨，反而沈默黏滯。

儘管如此，不同於《兩生門》反覆出現的火。《共同正犯》反覆湧現的火象徵倖存者的死死牢記、不能遺忘，而建立翻轉的支點。片中倖存者相互指控，讓人不忍卒睹。觀看時一直想，該有多強的心志，才能冷靜錄下這些人的傷痛。但若不冷靜，無以凸顯當初下令攻堅的警察廳長並未受到追究，反而高升成為國營企業董事長的荒謬。

傷之所以無能平撫，在於真相的湮滅。導演在片中特意紀錄其中一名倖存者希望重歸人群的渴望卻不可得，因為領導者的自責，讓他們對追求餘生的路線分歧，這一路的跌撞與磕碰，使得「那邊是小監獄，這邊是大監獄。」

可以說，這兩部片雖以龍山慘案的都更爭議的火為起點，導演意欲勾勒的，卻始終是韓國的統治面貌。光州事件為韓國帶來形式的民主，龍山慘案及其後一切為發展的碾壓手段，則突顯民主轉型的關卡。而正因導演觸碰的是國家機器的自我捍衛，使得都更背景可以代換為其他——之於台灣，是太陽花運動中衍伸出的三二四佔領行政院事件。時任行政院長的江宜樺說警察只是拍肩勸離靜坐民眾，實則多人被警棍爆頭、現場指揮的中正一分局長方仰寧如龍山慘案中的警察廳長高升，而江宜樺下台後未曾道歉，如下台後的李明博，迄今未曾負責。

《共同正犯》的片尾，是龍山慘案現場成為駐車場。地景抹除，但必須記憶。導演用兩部片誠懇告知：要記住，要記住。因為火會復燃，當傷痕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