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雨之地，太初有字

「生物標本曾在大航海時代、博物學的時代，流轉於全世界。有朝一日，我們真的會在異地看到那寫著福爾摩莎，於一百年前、兩百年前，被運到西方的標本。它跟那些被運到西方的文物有何差異，是我一直放在心裡的問題。」

　

與小說家吳明益訪談時最後一個提問，他這樣回答。既關於新作《苦雨之地》的核心概念，亦是身處文字弱化的現世，追問書寫可能與小說邊界的實踐；再往前深究，還囊括他拿捏以台灣生態作為書寫的一道基樁，如何跨出他人定義其寫作中，之於地域框限的追索。

　

《苦雨之地》所有敘事，都由吳明益嫻熟的自然書寫出發。不僅是對風格強化或突破而做的選擇，還包含藉描繪生物對傷害、缺陷的能與不能，談人類如何，與如何能夠，回應身處時代、地域中，看似不可抗的命運。

　

小說首篇出現希臘神話的普羅米修斯。普羅米修斯為人類送來技藝之火，但「光讓人蒙上陰影」。以前寫作者需要投稿苦苦等待編輯回應，如今已是擁有臉書平台即可發表、甚至出版的時代。臉書不僅改變寫作者，亦改變人的溝通方式與信任基礎，「這是時代的特徵，每個人都有麥克風。麥可風或對外、或對內，且有諸多訊息在私下傳遞。人需要大聲公維持形象，也需要悄悄話相互結盟。我們以為許多私下進行的都不可見，實際不然。」吳明益說。

　

傳遞訊息是人類文明重要關鍵，社群時代卻揭露人類道德倫理倡議的「誠實」、「心口如一」等特質違反人性。我們惶惶恐懼私密對話終遭竊取。「這是人類精神最大危機。」吳明益於是創造「雲端裂隙」的概念貫穿六篇小說，讓各篇主角透過「這道劈開來，如神旨意，實際卻是人深層的害怕與恐懼」的物件，作為面對命運的支點。

　

雙面性。生命本身的特質。在⟨人如何學會語言⟩裡，吳明益寫一名自閉卻對鳥聲敏感的小孩，日後成為科學家，卻失去聽覺，而想重新打造聾人賞鳥的手語的故事。「在生物界這不合理，跛腳的鳥、聽障的鳥，很難存活，但人類可以。」

　

吳明益認為，傷害與缺陷影響著人的精神演化，使人類發展出複雜的利他行為。利他行為有其生物模式，但於人類而言，與文化模式相關性更大。「這樣的文化模式，即是寫作者要關心的。」

　

《苦雨之地》並非傳統定義上的長篇小說。然獨立的六個篇章經吳明益長年反覆校正，在讀者眼中卻巧妙形成一相互補充的生態圈，彼此完整彼此。

　

小說裡的角色背負吳明益在現實生活中觀察到的人心的疲憊、困境、恐懼、未知。如人至中年必須面對的病苦流離、島國長期以來的發展模式所可能導致的廢墟景況，又或是，一尊美麗物種的消逝……。他打造一座座帶有末日感的場景，一定程度顯現寫作者對現實世界的絕對厭棄。儘管人有別於動物，多了自殺的選擇，但人類有知。他相信生物本能驅往存活的那端，而「命運並不簡單，生物的命運不是自己單獨可以決定的」。

　

這樣的相信也成為他面對文字弱化的支撐。一如上作《單車失竊記》，吳明益學習《苦雨之地》裡每一位角色所擁有的技巧或經歷。然而這些學習的出發點，未必都是為了已規劃中的寫作，而是好奇。

　

比如他思考空拍機與樹冠層——「除非專業研究者，否則一般人難以窺見樹冠層複雜多元的生物。等空拍機發明後，看見樹冠層變得容易。但不過三十年前，我們要看見樹冠層，必得爬樹。」當時，人在樹上，看見什麼、感受什麼？於是他去學攀樹。

　

教練鴨子告訴他：曾有一次，自己在樹上一整天，卻沒有任何一位登山者注意到他。這讓吳明益想及文學裡「每個人都是一座島嶼」，指涉人之孤獨、缺乏生態連結的熟爛隱喻。「那麼，若人在樹上呢？樹有生態連結，它們的根系可能相遇。」而在攀樹看著樹幹上升時，吳明益想起李奧波透過鋸木過程如何將美國荒野史寫了一遍，體會「無論攀樹或爬山，都非在空間，而是時間移動。」

　

這些經驗回饋至⟨冰盾之森⟩的寫作。長期的技藝打磨，使吳明益跳脫傳統自然書寫中「非虛構」、「科學書寫」、「紀實本質」的窠臼，透過小說這項表達形式，重新詮釋自然書寫的可能。

　

積極掙脫表達的困境，呼應了二〇一八年台北雙年展「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的策展核心——策展人吳瑪悧與范切斯科．馬納克達主張，「當前的生態議題應該被更密集、更公開地加以思考」、「不同學科之間的開放合作，據此得來的生產力可以促進創新的思維，並且打造不同既往的解決方案。」這讓《苦雨之地》於面世前即受邀參展。於美術館中，文字及其承載的生態議題，找到了新的說話場域與受眾。

　

這樣的寫作模式與向外拓展之連結，或可視為吳明益對現今文學寫作困境的重複實驗與示範——「痛苦是人類結盟的形式，是人類的社交。」吳明益在⟨雲在兩千米⟩這樣寫，既是人，亦是文學如何存活的一道路徑。

　

⟨雲在兩千米⟩描寫人尋找已滅絕的雲豹的故事。故事的結局，是吳明益轉化質疑現實中對恐怖技術的一則期盼。

　

訪談時他提起，近日中國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宣稱，已透過基因編輯使一對雙胞胎女嬰可免於愛滋。如果不再顧慮倫理，有朝一日，人不將只是取代造物主，而是「人重新定位人的階級」。桃莉羊的恐怖早變形為許多科幻創作，相對而言，吳明益卻選擇書寫「一件不可能之事」以保留愛。

　

⟨雲在兩千米⟩亦有神話。「神話是成功祖先敘述的世界文化風景。」當雲豹因人而滅絕，我們如何使牠復活？小說的結尾，吳明益讓人與雲豹交媾，這是許多原民神話的敘事橋段，「人獸交，才有神力，才會出現智慧，延續子孫。」這美麗的概念，一個對不可逆轉的現實的夢，「是小說家能做的。」他不寫基因工程復活雲豹，「那太殘酷，等到基因密碼都破解，有能力的人將耗鉅資打造完美下一代，那是人類絕望的終站。」

　

是否真有那樣一頭還能與人交媾的雲豹存在？前提是人要為自己贖罪。⟨雲在兩千米⟩的主角先是如一頭雲豹那樣思考，才找到雲豹。吳明益藉此揭示所謂修復的前提，儘管長路迢迢。書寫時，吳明益坦言因雲豹於原住民神話中有其神聖地位，擔憂不同原住民族將認為他的寫作有所冒犯，「但我不是惡意去寫，只是得這樣寫。唯有進去神話的系統，我所想述說的浪漫才會呈現於同一平面。」

　

寫作如此危險。不僅是如何使用現實素材的問題，還包括文學是唯一倫理優先的藝術表達。吳明益以雙年展中一鳥鳴裝置為例，「藝術家可宣稱將鳥鳴器集中於一棵樹上，是一種抗議。但若不以文字定義，將任憑詮釋。」文字是一項無論如何都會暴露倫理觀的媒介，它曾是人類逃避迫害的工具，而今社會卻不再容許寓言的存在——「媒體會逼問你的國族認同、倫理認同，最後這些東西，則將成為詮釋你作品的工具。」

　

寫作者再無法隱世。不只是眾聲過於喧譁的干擾，還有跨出邊界後，以台灣為名寫作的現實困境。「只能面對。面對就要鍛鍊。」是開頭那段回應的延續，他像是問我，又彷彿自問：「如文物歸返的爭議，或是一隻鳥的遣還。鳥是屬於你的嗎？即便牠叫福爾摩莎，牠真的屬於台灣島嗎？因為政治流動，他們究竟屬於哪個文化體系？」

　　

吳明益沒有再回答了。遷徙與流動皆是演化的一環，而「妳不覺得每一種生物的發現，都關係到人的命運，有時候是一個人，有時候是一群人。」寫作如此危險，卻是人之獨特所能。他將未竟的思考散置、埋伏於小說，讓它們成為彼此的峰巒與海溝，在人與其他物種或自然間，投影出一處抱有微弱希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