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塵已遠,他親見了死亡
動筆寫《Goodnight & Goodbye》前,去了趟浮洲。臺藝大校園裡的老舊空間,有一嶄新、時空膠囊狀的展場。潔白光滑的椅,燈光是冷調的白熾。觀展的人會戴著耳機聽小說家駱以軍朗誦小說《翻牆者》。遠遠看,人彷彿被密封在裡頭。醫院,或療養院似的地方。現實裡駱以軍朗誦的故事主人翁原型,也曾去到那隔離的空間——
❝ 故事必須是這樣。
他們的故事,注定斷裂、缺胳膊少腿、很難有較長的延伸,因為故事的主角不是他們,而是這些房子。 ❞
駱以軍形容,寄居在這房子裡的人的生命史,艱難貧困如一掀蓋,就焦糊皮餡全爛在一起的煎鍋貼。他娓娓道來一則有關「一種權力、暴力、剝削、引誘、欺騙的繁錯揉絞線團」的紀錄片拍攝糾葛。小說裡的主人翁姓蔡。但前半情節真實伏貼著吳耀東拍攝的《在高速公路上游泳》主角,辜國塘。
那並非駱以軍小說書寫裡唯一有跡可尋的現實人生拼接。駱以軍在小說後半,加入了上個年度展覽中,藝術家黃思農與何采柔追索的零餘者曲國芳(化名)的運命。駱以軍淬煉這兩人差異中的相同核心,使現實脫離已發生的框架,成為虛構的狀態卻又反映一定現實意境的,某種概念。
文學的虛構是反映現實之鏡。這是小說這一表現形式之於挪接真實人生的保護機制。非但如此,駱以軍明確知道他要創造、呈現的是什麼。相對之下,告訴駱以軍這故事的吳耀東,對此卻疑惑且追問了漫長的二十年。
當時吳耀東畢業作品卡關,瀕臨休學,在南藝大所長井迎瑞建議去找辜國塘聊聊後,辜國塘對他說:「不然你來拍我」。同意的緣由並非無跡可尋——「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這是茱麗葉跟羅密歐說的話。」辜國塘對吳耀東這麼說。並在鏡頭前自瀆。
並非影射辜國塘對吳耀東有愛——被紀錄者從不會無所緣有地作為被凝視的對象,這項前提,才是倫理課題因際而生且複雜的緣由。日後吳耀東鏡頭裡的辜國塘,幾近赤裸,這交付帶有龐大程度的情感依託。依託即慾望。至於吳耀東對辜國塘亦然——並非單單只是將辜國塘視為「完成畢業製作的工具」,還含括:「我也是喜歡這種流浪的性格,邊緣的,還自殘什麼的,他的生命經歷這樣豐富,這麼有學問,可是他怎把人生搞成這樣子。他還真的是有勇氣,我就會想要認識,想要跟著他去進入他的生活,去看他到底是什麼樣子。」
這兩人對彼此,或精確來說,希望透過攝影機(紀錄片)完成某種目的的慾望,使辜國塘與吳耀東,成為駱以軍筆下那座房舍的寄居者。
●
構築一座非虛構房舍的材料,包含旁觀與介入、剪裁與詮釋、交換與交換,乃至於窺視與被傾聽的渴求之角力。其中,還涉及「真實」這項似乎無可挑戰的框架。甚至,不同於虛構作品,非虛構類型的創作還有平等與否的問題——記錄者,最終如何回應觀看與被觀看間必然存在的掠奪。
無論是《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或《Goodnight & Goodbye》,因吳耀東的問題意識(或對某些評論者而言,吳耀東根本毫無問題意識),以及辜國塘的特殊生命歷程,使其引發的討論,圍繞在創作者竟能恣意掠奪的道德天秤上。這讓這兩部片的評價,被迫落於二元的兩端:若非誠實,就是欺騙;否則即是消費,或是終於理解愛。然而,產出這些評價前,或許得拉進兩項因素一起討論:吳耀東是個紀錄片生手,而當時台灣紀錄片界,正反省著寫實主義的束縛。
無論是《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或《Goodnight & Goodbye》,因吳耀東的問題意識(或對某些評論者而言,吳耀東根本毫無問題意識),以及辜國塘的特殊生命歷程,使其引發的討論,圍繞在創作者竟能恣意掠奪的道德天秤上。這讓這兩部片的評價,被迫落於二元的兩端:若非誠實,就是欺騙;否則即是消費,或是終於理解愛。然而,產出這些評價前,或許得拉進兩項因素一起討論:吳耀東是個紀錄片生手,而當時台灣紀錄片界,正反省著寫實主義的束縛。
倫理本是一必須歷經複雜思辨才能提出暫時解答的變動性的狀態。在上述所提的雙重背景下,面對辜國塘這一極富魅力、卻又焦慮並遊走在死亡邊緣的人所需劃定的倫理地界,顯然複雜、困難,更遑論所有理解,都包含猥褻。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中,可以看出吳耀東試圖捕捉辜國塘各生命階段的遭遇以解釋他的墜跌。吳耀東想對應結構,結構往往是人類學式紀錄中,某種安全的倫理距離。但作為被攝者,沒有義務回應拍攝者的所有請求。那可能不是辜國塘所需要的。又或者,如辜國塘所說:「你試圖去歸類,去解釋,而那對我而言,都蠻難的。可能我就只是我,然後遇到這麼多事情。我的生活就是一種創作。」
辜國塘的回應當然沒有問題。吳耀東亦可那樣「信」了辜國塘。然而辜國塘激發的漣漪餘波不絕,無可避免地與當時社會氛圍對同志的壓抑與對愛滋的污名相扣連。那麼,在鏡頭前說著自己「在演」的辜國塘,究竟扮演的是哪個自己?
生命始終是道難解的謎,而真實如此詭譎。不單是重現與取捨的問題,還涉及「攝影機在場效應」,甚至人心的幽微。吳耀東不斷對辜國塘臭罵:「今天是我愛拍你!」而辜國塘對吳耀東說:「如果我不是對你有感情,我早就不讓你拍了。」說完這話的辜國塘接著對鏡頭伸手,只見吳耀東拍攝的畫面抬高、晃動、拉遠……那畫面充滿恐懼。恐懼被攝者與記錄者究竟要交換到什麼程度。同時也恐懼,這瀕近瘋狂的人,可能說真話嗎?
攝影被認為是最高明的假象。我們以為攝影與真實密切相關,真實反而存在於「那些已逃逸的」。混亂的紀錄過程中,吳耀東認為自己被耍著玩,最後要辜國塘「演一個ENDING」。辜國塘照辦,初初是僵硬且幾近規訓的「照稿演出」,反覆搬演後,偽裝卻裂解了。
是刺點。吳耀東為了捕捉真實的純粹慾望,用攝影機逼仄辜國塘,終於呈現出辜國塘為何處於永恆掙扎狀態的生命質地。而若以嬰兒比喻這純粹的慾望,恰恰是倫理還沒有誕生的時光。
●
「……有一次,車子騎過去就看到一隻貓被壓死在慢車道上,我看了一眼,還是騎過去了,騎過去以後心裡想說:那個要拍,那個要拍。可是那跟火車沒什麼關係,所以心裡很掙扎到底要不要拍,轉了一個圈之後就想:這個巷子繞出來正好又是那裡。所以繞過去以後,就把攝影機架好,拍那隻貓。當時想說,一定會有車子開過去再碾一次,所以我就在那邊等了好幾台車,拍他們再碾那隻貓。拍了以後回來剪,就拿它做開場的鏡頭,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陳香松一次訪談吳耀東,他這樣敘述自己對某些物事的捕捉衝動。這潛伏於身體本能的慾念,讓吳耀東之於辜國塘的拍攝疊加了另一層次的倫理困境:紀錄與被記錄是一場協商關係,拍攝者仍有逃離、棄捨的選擇。但吳耀東為了完成片子始終沒有。那是小說家吳明益於《單車失竊記》中所寫:
「在真正的戰地照片裡,沒有什麼光榮或是名譽這種東西,只有恐怖。而最不幸的是,按快門的人,就像那個湯恩比講的,有時候也會愛上這種自己反對的恐怖,只是當時不知道。有些事情就是這樣,如果你直視太陽太久,眼睛就會留下傷痕。」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讓吳耀東成為紀錄片新星。吳耀東聲稱,為了「報復」辜國塘對他的掌控,最後剪接版本是在情緒憤怒下所產出的。弔詭的是,正是那掌控與逃離的張力使該部作品可看。在漫長的二十年間,吳耀東以拍政府標案紀錄片維持生活,且沒有產出特別讓人驚艷的作品。無論時間如何流逝,所有人提起他,依舊聯想辜國塘。
辜國塘與吳耀東都在尋求主體。而相對辜國塘在《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拍完後覺得自己更勇敢(吳耀東語),這部片某程度來說,卻因此成為紀錄片之於吳耀東的痛苦原生場景。公視紀錄片製作人王派彰甚至不諱言地說:「你這十幾年來拍的都是垃圾!」
《Goodnight & Goodbye》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王派彰問:「你想不想再拍一次辜國瑭?」要吳耀東從重新紀錄的過程中「找自己」。起初,吳耀東拒絕,甚至哭了出來。但後來他仍是去了。
第一次看《Goodnight & Goodbye》是在擔任紀錄片影展台灣組評審時。初審會議及日後這部片的爭議大致雷同——這又是一次為拍而拍,且辜國塘已死(甚至有人說,是這再訪害死了他),吳耀東如何能片面且武斷地逕行詮釋?
這樣的評價,是將其與《在高速公路上游泳》一起檢視。但對當時僅看過《Goodnight & Goodbye》且不識辜國塘的我而言,只是疑惑:人如何可能透過他人尋找自己?而導演為什麼要曝露自己對於「到底為何而拍」的困窘?至於能否詮釋一位已死之人,則因自我經驗的投射,而帶保留。
二〇一四年,台北捷運發生隨機殺人事件。那之後,與友共同投入調查研究。我們閱讀犯罪者鄭捷的親筆信、判決書、法庭觀察、竭盡所能找到並訪談與鄭捷認識的人。最後,鄭捷願意會面懇談,卻在即將見面的前一天,遭到槍決。
死亡從此埋葬了有別於法院對鄭捷為何殺人的理解途徑。連最後一點點,非虛構創作類型裡,書寫者介入以取得某部分田野式觀察的基礎,亦遭抹殺。曾經因此萬分焦慮,急切地希望與鄭捷的家人聯繫。但這迫切將我們之間的距離拉得更大。沈默的鴻溝使我反省:當對方尚未準備好傾訴與面對,對於紀錄的渴求,究竟基於什麼?
探問的答案,揉合了身為記者對於想要掌握社會病灶的膝反射。而鄭捷以這種殘酷的方式拒絕存活亦呼喚了生命經驗的創傷。最後,是對於能開拓某一領域的渴盼。最後一項,正是喬治.歐威爾對創作者下的第一項診斷:絕對的自我中心。也正是在意識到自我的過於躁動、被記錄者明顯感受的退縮,以及重新釐清這次紀錄所最重要的目的,認知到「或許不寫成稿子也是記者的工作」。
以我的暫時不寫,對比吳耀東最後仍然剪出了《Goodnight & Goodbye》,並非要藉此評斷道德高下。如前所述,我對記錄者不能詮釋亡者帶有保留。畢竟死亡若是完全的阻隔,那麼面對紀錄片這一非虛構形式要求的創作,它將很難是我們拓闢世界邊界的工具,甚至連歷史的恢復與反轉都沒有可能。而當攝影機的攝錄鍵啟動,即是對彼此觀看的同意、認知所有傾訴將可能被他者任意詮釋的狀態。
也因此,我不因被記錄者的死、社會對於前作的觀感與討論框架,乃至於對舊有素材如何使用的無法辯解,作為對《Goodnight & Goodbye》的評價前提。相反的,我是以初初觀看的疑惑,及《在高速公路上游泳》中,吳耀東愛上那個被眾人反對的恐怖所殘留的傷痕,作為認識《Goodnight & Goodbye》的基底——它的確不是《在高速公路上游泳》的延伸。精確來說,那曝露自己對於「到底為何而拍」的醜態,或可視為對這二十年來外界評價的一次總回應:在那座以慾望搭建的房子生活的,不是你們,是我與辜國塘。強調著:「故事的主角不是他們,是這些房子。」
●
❝ 他覺得蔡是沉著、微弱地撐著活著,變成濕泥地上流動的影子,這樣等待十幾年,就是在等他,等他推門進去找他的那一晚,佈置了這樣一個戲劇性的死亡演出。再微弱不過,再自然不過,像風拂過沒有人留意。
但蔡知道只有他,他這個人,
紀錄片的攝影機沒觀看著,像下符咒,
曝光閃電被死死記下,
這個浮花浪蕊嗎?風中微塵嗎?
悲哀到不能悲哀的那一抹輕蔑,或如惡魔的微笑。
蔡設計好了,讓他演那齣爛戲,
最後的收屍者。 ❞
在膠囊狀如病房的展場聽著駱以軍,那畫面對應辜國塘曾說,他最喜歡的電影一幕,是荷索《生命的訊息》的最後一個鏡頭:汽車奔馳而去,有一抹煙。
二十年後,辜國塘以煙塵之姿,再度被記憶。同樣嗆得人滿眼淚與迷霧。
吳耀東虛偽嗎?矯情嗎?再一次地利用嗎?
喧囂裡我只想:他親見了死亡。而若重蹈,餘留的傷痕,是吳耀東一人經受。
「他們的故事,注定斷裂、缺胳膊少腿、很難有較長的延伸。」是說Goodbye的時刻,而我只願祝福,這是他們兩人的最後。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