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鏡像:舞入黑暗的日月明功(下)
黃芬雀在檢方重新調查後涉有重嫌。隨著檢調繼續追查,主犯由黃芬雀改為陳巧明,組織幹部許愛珍、劉享易、林甫朋等則為從犯,其他成員則涉有偽證罪。由於這是台灣首宗兒少被集體凌虐致死案,當時媒體報導標題盡是〈疑吸毒軟禁虐18天 狠母打死親兒〉等標題。
看媒體對母親口誅筆伐,詹淳秀心有不平,卻也無力捍衛:「看到弟弟身上的傷痕,只能說慘不忍睹。右肩、左肩、雙腳、雙骨盆、手和臉,到處都是傷口……」她問黃芬雀怎麼回事?母親卻說不出個所以然,甚至替陳巧明講話。「不懂媽媽在想什麼。說真的,心中只有恨。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想要弄死他們!覺得跟弟弟死亡有關的,包括媽媽,都是我的敵人!」
數個月後,檢察官突破心防。黃芬雀袒露一切,並說「自己很害怕」。初始,詹淳秀仍對母親的害怕感受朦朧,直到她懷孕,方有了理解的路徑——
新生命的到來讓詹淳秀歷經喜悅也迎來慌亂,與另一半時有齟齬,她才發現「我和媽媽都認為家要是完美的,另外一半要能提供依賴。甚至日後照顧孩子的方式也類似,是非常無微不至、小心翼翼的。」但父親不像丈夫,願意與她溝通,讓黃芬雀有極大不安全感。
「她有囤積症。那些年,她囤了一堆東西:泛黃的報紙、一堆沒穿過的衣服、各種手作品,最多是食譜。把這些東西丟掉時,媽媽氣瘋了。」詹淳秀說,「後來想,媽媽是複製阿嬤那年代女人的婚姻模式,那個年代不鼓勵離婚,阿嬤也不會和母親談這些女人心事。」那一刻,她才突然意識母親多年來如何孤獨地撐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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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淳秀回想父親的離開,對母親造成極大衝擊:「母親本是勤勞的人。就算以前父親少回家,她還是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條、按時煮飯。但我高二時,好幾次放學回家看到她在沙發上睡覺,喊她也不理人,像失魂。」當時年輕的她無力應對父母的裂痕,只好逃避。「加上陳巧明跟日月明功也開始變得很奇怪,我跟媽媽時常因為這樣大吵。」
陳巧明的性格轉變,約莫在詹淳秀讀國中時。「以前陳巧明有一位同居男性友人,我們在十樓加蓋處跳舞,他住在九樓。跳完我們都會下樓,那男人會幫大家準備很多點心。有一天,那男的突然就不出現了,後來陳巧明就跟不再像以前一樣跟大家有說有笑。」
日後陳巧明在法庭上一再否認自己的狀態轉變與情感挫敗相關。但男人的離去,與陳巧明經營日月明功的轉變在時間上確有重疊——
二〇〇六年左右,彰化縣消保官陸續接獲日月明功的退費申訴。投訴者認為,日月明功教學內容著重談話,跟他們想像有很大落差,不僅如此,陳巧明還會以言詞侮辱學員。這些會員要求退費,不能如願,退費糾紛,後來不了了之。
這段期間,以家族為單位的學員內部也產生意見分歧。前日月明功成員陳秀慧(化名),和母親、丈夫與孩子一同入會。除陳秀慧外,其他家人都認為日月明功的教學內容很奇怪,「陳巧明會認為是我們家人跟我先生的問題,所以我跟我先生因為這樣關係不好。」
在家人與陳巧明間選擇陳巧明,陳秀慧並非特例。
原因之一,是多數會員都跟著陳巧明練功已久。其次,是教學內容的確讓成員健康受益,且早期分享行為並無壓力,「加上她是老師,大家都受傳統台灣教育體制長大,所以比較不會去挑戰或質疑。」李修華說。
曾為日月明功成員進行精神鑑定的彰化基督教精神科醫師王俸鋼進一步表示,陳巧明會採用。「『其實我什麼都知道』的故作神秘姿態,問『你是否有什麼沒告訴我』?這種問話方式,很多人就會不由自主透露。其實就像算命仙,學員卻會覺得她洞悉人心。」
最重要的關鍵,是成員對自身生命經驗的投射。日月明功成員不乏在原生或婚家中承受龐大母職壓力或家暴的女性。成員性別比例一直都是女大於男,後期會員流失也以男性為主,及至二〇一二年時,女性成員比例仍有六成。
日月明功前成員周佳萍(化名)便說,「陳巧明會要我們做有力量的好人、不畏強權、要為自己的權利而奮鬥。」陳巧明作為一個也曾有過挫折經歷的女性,卻能創造看似光亮的人生,使學員對她的信任愈加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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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波退費潮如同一次忠誠度篩選。日後隨著成員長時間出入默園,亦開始在此教養小孩。高強度的集體生活,曾讓李修華的太太動念離開,「但那邊有強大人際關連,想離開的人會被柔性勸導,最後大家又都留下來。」
現今默園仍遺留日月明功成員居住時的各種物件——陳巧明改造原先拿來放酒、一間約五坪大的房間,裡頭有著五、六張床,櫥櫃倚牆,打開後全是國、高中生的試卷、課本與教科書。陳巧明在同一間房間搭建了一座木梯,於成員睡褟上方隔出一木造平台,上頭鋪著一床棉被、拉起一蚊帳,作為自己的臥房。
而在其中一間房的牆上,貼有「『教師』是一個良心的工作 相信你會喜歡它」的手寫海報。海報內容指出,教師是囊括真善美的事業,必須以專業知能協助家長教導子女,並且得隨時注意言行,合乎社會道德規範,而這份職業不僅為「餬口」,更有「傳承」的滿足。
海報強調的精神反映在集體共居後。無論成人或小孩,陸續會因「做錯事」而被陳巧明責罵。後來,更演變為甩人耳光,或用腳踢的體罰行為。
二〇〇六年加入日月明功的黃明珠(化名)就被陳巧明罰過。「有一兩次我睡眠不足發生車禍,陳巧明認為我載著孩子還有這種危險行為而修理我。」黃明珠說,「我非常相信老師是為了我好才打我。」
然有時管教不一定奠基於真實的錯誤。詹淳秀有一次便歷經百口莫辯的情況:
「我們下課就到默園去。吃完飯後大人會聚集,小孩子就自己去旁邊,通常會自己找房間讀書。有一次我跟小我兩歲的一個弟弟在房間讀書,因為在那邊都待很晚,累了,我們兩個往後躺著睡著,結果一群神經病(指成人會員)看到就放大解釋,說我不檢點,很無能為力。」
根據精神鑑定報告指出,陳巧明對家庭有高度需求,這使得日月明功轉移陣地到默園後,使她有了「一家之主」的錯覺。而管教模式,也複製了母親對待她的方式。
李修華說,其實日月明功成員中,大多數人平時都不體罰孩子或學生,但「愛之深、責之切」、「打你是為你好」,已是華人家庭中根深蒂固、少被質疑的概念,成人對這句話的內化,使成員接受自己的孩子被陳巧明管教、也開始動手打小孩。
且因陳巧明認為「通常自己媽媽管教自己的小孩,小孩子是比較不聽的,只有當別的叔叔阿姨來幫忙的時候,小孩子比較會有反應。 」默園的管教方式,也逐漸從個別家長轉為集體管教。
不同於成人的自我合理化,在默園的孩子內心多有抵抗。劉益生(化名)直言:「我們小孩覺得很不合理,只是還無法獨立自主所以沒辦法離開。」周永正(化名)多次因莫名其妙的誤會,被打、被踹而逃跑過,「但因為我母親還在默園,所以最後還是回到默園。每次被修理時,不知道為何就變成是我媽媽的錯,我心裡想說要認真考上大學,然後離開默園。」
周永正不是唯一逃跑或拒絕去到默園的孩子。但他們的逃離,被成人解讀為「叛逆」。至於其他不逃、或最後選擇忍受的,便被成人解讀為「管教有方」。
無法忍受這樣的生活狀態,詹淳秀多次與黃芬雀爭執,「可是媽媽深信陳巧明。」高三那年,她決定搬去與父親同住。畢業後考上台中的學校,就一直住在宿舍。「當時想過要不要帶弟弟走。但我跟弟弟年齡差四歲,覺得媽媽應該會把弟弟照顧好,就自己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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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家的五年間,詹淳秀偶爾會跟黃芬雀碰面,「但她總是會再提起日月明功,我只好又逃開。」每當一家團聚的節日到來,宿舍總是只有詹淳秀一人。偶爾思鄉難耐,便從學校騎車回家,「但只在門口看一看,不敢踏進房子。」
詹淳秀也曾聯絡詹淳寓探問近況。不過兩人關係已生疏,詹淳寓表現冷淡,「直到考完高中統測,他才意識到日月明功很奇怪。」詹淳寓開始抗拒回到默園,卻因為「能讓媽媽開心」,而繼續勉強自己前往。
詹淳寓沒能料想,對母親的愛,會讓自己陷入險境。
根據判決書記載,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晚上十點多,陳巧明關心詹淳寓參加繁星計畫的推甄事宜,之後問及他一天的行程。詹淳寓提及自己六點多就返校打掃。過早的時間讓陳巧明起疑,便更仔細詢問詹淳寓從家裡到學校的細節,以及到校後要做的事。
詹淳寓回答了,卻支支吾吾,起初只是受到責難,但因無法自圓其說,開始迎來拳打腳踢。詹淳寓一再反覆報告,始終都有漏洞,陳巧明一氣之下,要成員「去拿水管來,拿水管比較不會痛!」最後多名成員,開始持水管抽打詹淳寓,以往僅會用衣架處罰孩子的黃芬雀,也至餐廳外就近拿了竹子加入。
管教過程中,詹淳寓曾說他下課後回家修改推甄自傳,經黃芬雀回家確認後並無此事。不僅如此,自傳提及黃芬雀的工作是「打零工」,更被解讀為「看不起母親」、是踐踏母親對他的愛。
由於報告行程前,詹淳寓曾和林傳宏(化名)討論電玩,提及自己曾去網咖,林傳宏於是求詹淳寓趕快承認,免受皮肉之苦。但他承認後,又被質問「去網咖的錢怎麼來?」在連續毆打下,詹淳寓只好說自己偷黃芬雀錢、還加入黑社會並且恐嚇取財。
陳曉佳(化名)的父母中途曾表示隔天有事要離開,陳巧明卻要他們留下子女,要「藉這件事讓他們進步。」成人走了,小孩被迫留下看詹淳寓成為殺雞儆猴的示範。棍棒管教不停歇。光黃芬雀一人在三十分鐘內,就打斷了五根竹子。由於這是日月明功成員首次持工具管教,且程度嚴厲,陳曉佳直至被檢察官問訊時,都還記得詹淳寓痛哭著說「好痛……不要這樣……」
漫長的一夜後,詹淳寓被帶往小房間寫自白書。隔天黃芬雀被要求前去詢問詹淳寓是否還有什麼錯事未吐實?或因賭氣,詹淳寓說:「毒品。我坦蕩蕩。」黃芬雀被這答案嚇壞,趕緊報告陳巧明,之後,又是一連串毆打。陳巧明接著要黃芬雀跟教官請假、回家拿衣服。並打電話告知黃芬雀,詹淳寓說自己不僅販毒還吸毒,要她在家裡搜出毒品。
毒品遍尋不著。黃芬雀卻已深信。她憂慮詢問有醫護背景的吳筱芬(化名)要是毒癮發作怎麼辦?「她回答我說,沒關係,已經將淳寓綁起來。」他們決定自行替詹淳寓「戒毒」。
被關在房間內「戒毒」的詹淳寓,曾於十九日翻供。有成員建議驗尿確認詹淳寓是否吸毒,卻因黃芬雀擔憂詹淳寓可能因此有前科毀了一生而作罷。日後媒體質疑,一位在默園幾乎從未被處罰、連社交媒體都不使用,假日也不外出,反而跟著母親到默園工作的男孩,怎會突然走歪路?然而黃芬雀與成員的深信有其根據——
黃芬雀說:「他一開始寫去網咖,網咖有香香的氣味,在裡面很舒服,出來頭很痛,後來就有一個人拿藥粉給他試,他試了之後覺得很舒服就又向那個人拿,後面他還寫怎樣偷錢、勒索、毒癮越來越大,之後還去販毒,因為細節很多,所以我覺得一定是真的。」
「黃芬雀很害怕詹淳寓變壞。」王俸鋼說,由於丈夫與女兒陸續離開,使黃芬雀將詹淳寓當成唯一倚靠,向來不說謊的孩子突然交代不清,確實會引發憂慮。
其次,是詢問詹淳寓去向那晚,突然有員警來到默園。這意外的訪客讓他們認為詹淳寓真的惹事。隔天起,成員甚至開始監視往來車輛。
擔心詹淳寓逃走,日月明功成員以禁止睡眠的方式消耗詹淳寓的精神,且只在他寫自白書時為他解下繩索,平時也排班在門口看顧。囚禁過程有提供食物,但詹淳寓吃得不多。後來出現兩眼無神、流鼻水、冒汗、手腳起雞皮疙瘩、頭部快要裂開、呼吸急促等症狀。
「但淳寓小腿傷口不大,精神看起來還好,所以我沒聯想到是橫紋肌溶解症,」吳筱芬說:「我想淳寓媽媽那麼愛他,平時自己吃三十塊的麵,卻給他吃很大的便當,媽媽在旁邊照顧他應該沒問題。」
在被囚禁十二天左右,詹淳寓曾說要見陳巧明「最後一面」。黃芬雀事後回想,那可能是求救訊號,但當時她不理解。及至六月五日,詹淳寓陷入彌留,陳巧明才要黃芬雀將詹淳寓送醫。遺憾的是,已無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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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九日,彰化地方法院宣判日月明功案結果:陳巧明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其餘從犯分別處四年六個月不等,其中黃芬雀是刑責第二高的。
陳巧明出庭時聲淚俱下,表示「自己很愛默園裡的每一個人,也心疼淳寓,作夢也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強調詹淳寓的死是無心之過、日月明功裡每個人都是好人。這說法為輿論不容,認為日月明功成員多知識份子,卻對陳巧明言聽計從,一定是「被洗腦」,在缺乏理解途徑下,將日月明功形容成邪教。
不過王俸鋼分析,日月明功並無教義,而是跟會員有高度情感互動所形成的非正式心靈成長團體。「日月明功類似一般心理諮商的團體治療,但陳巧明沒有專業知識背景,只會不斷要求學員回顧參與日月明功後的正向改變,不適應的會員就走,最後才形成適者生存、失控正向思考的封閉組織」。
他特別指出,「參加的人,幾乎都是高度把心力放在孩子身上的家長。」成員面臨孩子的青春期,有著「小孩可能變壞」的深層恐懼,加上組織互動上遵循父權家長式的互動關係、習於服從傳統管教方式,後期又隔絕於親朋網絡關係緊密的默園,這一連串因素的加乘,才導致了詹淳寓的死。
「其實家庭、婚姻,是台灣特殊宗教團體會形成的重要因素。」王俸鋼感嘆,近年有愈來愈多類似組織出現,顯見台灣的文化架構撐不起家庭遇到難題時呼救的需要。「黃芬雀就是在日月明功得到支撐,所以維護陳巧明。後來她發現自己冤枉了兒子,真的非常懊悔,接近崩潰。」
二〇一四年一月九日,黃芬雀被裁定責付。這讓她在入監服刑前,有機會陪伴詹淳秀生產。待產那天,護士詢問黃芬雀「詹淳秀有沒有其他兄弟姊妹?」是刺骨的問題,黃芬雀立刻泛淚,但仍收拾自己,堅定回答:「有弟弟,但死了。」詹淳秀說,弟弟死了,但曾像行屍走肉的母親,「好像因此回來了。」
回來,和詹淳秀一起迎接降生。「看我兒子的長相跟神情,彷彿弟弟轉世。」新生命是一道禮物,黃芬雀日後看著詹淳秀照顧孩子的點滴及其家庭生活,逐漸理解,丈夫有錯,但自己也總是情感勒索。爾後,與丈夫和平協議離婚。
某日,黃芬雀突然對詹淳秀說,自己要提前入監服刑。是所有家人都感莫名的時間點,但黃芬雀堅持。「媽媽說,她怕孫子愈長愈大,自己不快入監,會捨不得離開。」
眾人送黃芬雀入地檢署。那天黃芬雀兩手空空走入,甚至刻意不抱孫子。詹淳秀目送母親,是孤單背影,這回卻不感擔心。
多年後,黃芬雀出獄。她搬回母親家中,與詹淳秀維持固定碰面頻率,低調沉靜地生活。若得空,便駕車沿彰九十五鄉道轉入縣道一五〇,順八卦山爬行,往南投名間行駛。
山路蜿蜒,樹影綽約。小丘嶺上多茶園,種的是冬季茶葉休眠期短、水土適應性佳的四季春。黃芬雀的目的地是隱匿在樹林間的生命紀念會館。會館像座花園,沒有浮誇高塔,主建築內燈火通亮,氣氛肅穆,有菩薩三尊,低眉斂目。她曾最寶愛的兒子詹淳寓,終於安睡於菩薩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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