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政治．替罪羊

出高鐵，搭上排班計程車，駕駛悶著聲音問去處。我以同樣的悶聲回答後，計程車駛動。路程約20分。車廂密閉，後照鏡裡見司機的口罩未完全掩鼻，但長年胃酸逆流導致的慢性咳嗽欲作怪，難隱忍，咳了幾聲。咳畢不敢望向後照鏡中司機的臉，避開他的視線，歉疚揣想：他從這天早晨於中部一處市場讓我下車後，是否將鎮日恐慌？

　

恐慌始於2019年11月。中國武漢爆出不明原因肺炎，後證實為一支全新冠狀病毒。武漢肺炎比2003的SARS還凶猛：沒有疫苗、藥物、傳播力廣、無症狀者也有傳染力。感染常見癥兆包括呼吸道症狀、發燒等，嚴重者還會導致肺部纖維化，乃至於死亡。

　

1月11日，中國已出現第一起死亡案例，中國境內疫情逐日擴大，北京、上海、深圳皆淪陷。1月21日，台灣不再倖免。1月23日，武漢宣布封城。而浙江麗水市青田縣，則在1月19日確認首例感染者。

游泳教練姜勝男（化名）工作的地方，距離浙江確診首例約4小時車程，22日他從浙江搭機回台過春節，於台中機場出關後打電話攬車回家，當時人類對武漢肺炎所知甚少，他不敢大意，在車上全程戴著口罩。

姜勝男長年因吸入泳池消毒產生的三氯胺而有咳嗽症狀。父親催他趁返台長假把後遺症看好，姜勝男陸續到診所看診5次。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僅規範具武漢旅遊史，並有發燒或急性呼吸道感染者必須通報。姜勝男不在此列。1月27日，指揮中心開放健保卡顯示出入境資料，隔日將全中國列為三級警告，姜勝男始終沒有因久咳不止被通報。

　

2月3日，姜勝男於咖啡店吃格子鬆餅喝咖啡。同日，載他返家的司機因呼吸急促就醫，被診斷為一般肺炎。2月15日，罹有B型肝炎與糖尿病史的司機因肺炎合併敗血症死亡。司機死前，恰逢指揮中心回溯檢驗，發現司機是武漢肺炎患者。因其職業接觸者眾，指揮中心急忙啟動疫情調查，姜勝男也在其中。但姜勝男並不知道：自己未來將會被輿論指控為殺人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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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長葉彥伯表示，白牌司機於1月27日前接觸者超過3百人，交叉比對健康狀況後，針對發病前接觸乘客中有就醫紀錄的十多人做標準-PCR核酸檢測確認是否感染病毒。司機病發後與其接觸者及可能感染者，共採檢252名，結果全數陰性。

找不到感染源的陰霾籠罩台灣，美國指稱台灣已爆發社區感染。但指揮中心傾向認定是司機接送的境外返回乘客帶入病毒。由於姜勝男具旅遊史、在計程車上「猛咳」且曾就醫，高度懷疑他就是傳染源，「初步檢查陰性，不能直接證明，但不可能（病發）一直到現在都有症狀，所以決定抽血做抗體檢查。」指揮官陳時中說。

　

白牌司機一共接待六名從境外返台乘客，指揮中心鎖定3名自中國返回的民眾進行抗體檢驗。經中研院與台大醫院測試後，姜勝男是唯一驗出抗體且呈「弱陽性」者。2月20日，陳時中於指揮中心每日記者會上宣布：這代表姜勝男曾感染武漢肺炎，「他就是白牌司機的感染源。」

這項宣告成為姜勝男的夢魘——2月3日，爆發台商第一波包機回台爭議，身份別成為輿論攻擊目標——「幹嘛回來，要死死在大陸，送台灣新鮮病毒，人民幣不是很香」。姜勝男被斷定為感染源後，「天啊！這些從對岸回來的真的是走動式病毒無誤！」等言論更是層出不窮。

　

姜勝男身份沒有曝光，但聽者有意。2月21日，姜父致電談話性節目，以急切而困惑的聲音表達訴求與說明姜勝男的情況：

「我兒子是游泳池加氯沒戴口罩被嗆到，造成長期都是稍微咳嗽，不是報導說的『猛咳』。去診所看醫生也說是『慢性支氣管炎』，而且沒有發燒。」

「他回家都跟我們住在一起，也沒有穿防護衣、戴口罩，沒有參加聚會。偶爾出門也是去排口罩。我們全家配合採檢，都沒有人被感染，白牌司機吃個飯，家族一下子4、5人感染，這就讓我們有一個問號。」

「他和同事一起搭機回來，同事坐他旁邊，他有打給同事，同事也沒事，還在打籃球。坐飛機回來至少2個小時都沒問題，怎會一坐上車就傳染給司機。現在他被隔離，也照了Ｘ光，肺部也沒有問題，到目前為止他都沒有不舒服。」

姜父強調，全家絕對配合檢查，「盡量查我們沒關係，但指揮中心應該也要去查他座位旁前後左右的人。計程車司機載的人也很複雜，應該也要去清查。」

主持人問姜父指揮中心怎麼回應他的訴求？「他們說有。但我講的他們有沒有聽進去不知道。方向要搞對。你方向搞錯就會查不到源頭。」

　

姜父持平的說明隔日卻讓陳時中動怒回應：強調姜勝男曾就診，與姜父所稱「到目前為止他都沒有不舒服」內容不符。認定姜父行為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63條，函送彰化地檢署偵辦，最高可罰三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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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中心的篤定建立在，以司機發病日往前推14天這段潛伏期，姜勝男曾在司機車上並咳嗽（發病），其次則是「找到抗體」。榮總胸腔科總醫師何建輝形容，「江勝男的狀況像是『找不到嫌疑犯（病毒），但找到犯人留下的證據（證據）。有兇器、有在場證明，因此高度可能是他。」然而回到科學層面，姜父的委屈並非全無道理。

　

有「冠狀病毒之父」稱號的中研院院士賴明詔說，武漢肺炎不若SARS能明確用發燒判斷，感染後是否出現症狀牽涉免疫力，「發病日與潛伏期不一定有直接關係。」而武漢肺炎感染者可能無症狀。浙江雖在1月19日才有第一起案例，不代表此前無人感染，姜勝男也可能在浙江被感染後痊癒，不能排除他於車上的咳嗽僅是工作後遺症。

　
2月底，指揮中心宣布「註記」滯留湖北約1千6百名台灣人禁止回台，後續還包括陸配與陸配子女等身份的返台限制，獲部分輿論支持，但也引發歧視與國族爭議。逢甲大學財法所助理教授李東穎提醒，遷徙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沒有很強的公共利益不得侵害，且方法得符合比例原則。「當其他人都能從疫區返回，為何僅台商被限制？」
　　
「《傳染病防治法》有標準措施，應先採用。否則疫情再升級、需要禁足令，我們還能使用這條文嗎？」李東穎指出，特別條例欠缺法律上相對明確的授權基礎，立法者應盡快修補漏洞。「法治的完整性才能創造行政權正當性的基礎。如果不檢討，長期會影響人民懷疑行政機關的正當性。」

姜勝男回台時疫情並未止於中國。一月初泰國、日本與韓國都分別傳出確診。迄白牌司機入院時日本已有20例。白牌司機接待的其中一名乘客自日本返台，為何獨獨鎖定3名自中國返回的民眾進行抗體檢驗，鏡傳媒多度詢問疾管署，卻被以「個案隱私」為由拒絕說明判斷原則。

　　

其次，「檢測到抗體」和「曾被感染」不能輕易畫上等號。免疫學觀點主張，檢測到抗體僅意味有外來物刺激人體產生免疫反應，若外來物未在細胞增殖，就不會造成感染。目前所知，冠狀病毒約由20個蛋白質組成，指揮中心是以「西方墨點法」測其中一種「Ｎ蛋白質」——若姜勝男血液有Ｎ蛋白的抗體就會結合，在膠體上產生訊號。

　

此種檢測方式有無判別相當明確，陽性就是有抗體，陰性則無。無論抗體多寡，都代表有Ｎ蛋白質存在體內的可能。「弱陽性」只代表在有適當陽性及陰性對照組供比較的狀況下，發現有少量抗體存在。但科學上要以少量抗體證明有病毒感染，證據力仍嫌不足，需有其它方法以供判定。目前各國仍在開發病毒抗體或抗原檢測，無統一標準，「因此確診工具才會使用普遍認定的標準-PCR核酸檢測。」一位研究冠狀病毒的學者說。

　

「疫調憑靠口述與記憶，接觸史以目前掌握的潛伏期來說是14天，但追14天會有困難，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中興大學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教授趙黛瑜表示，指揮中心釋出疫調報告前，無法斷定指揮中心認定姜勝男就是感染源是否合適，「就算這案例判斷不合適，在疫情沒有擴散的前提下，也只能接受指揮中心說法。」

鑑於台灣社會瀰漫對罹病者的不友善氣氛，陳時中多次呼籲民眾切勿肉搜，避免罹病者因擔心被指責而隱匿病情。但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劉紹華認為，當指揮中心決定採取嚴格防堵手段，肉搜就是避免不了的負面效應。「回顧傳染病防治史，愛滋、肺結核，台灣都會肉搜感染者。我不認為公衛學者會不知道。」

白牌司機死後，又爆出北部醫院不明感染案例，社會人心惶惶。前疾管局長蘇益仁認為，參考他國經驗，台灣不可能沒有社區感染，呼籲指揮中心轉向社區感染的佈局，加強篩檢並協助民眾調整心態，設法減災，與病毒共存。

指揮中心認為台灣尚未進入社區感染階段，沒有採納蘇益仁意見，仍維持嚴格防堵。但劉紹華分析其目的可能至少有二：一是為展現台灣的防疫實力，明顯與中國不同，可能有利於台灣加入WHO。二是民眾可能因害怕而配合，有利政府施政，「但台灣不可能沒有社區感染，最後火一定會燒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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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宣布姜勝男為感染源當天，媒體曾問是否將他列入確診病例？專家會議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表示不會：「PCR檢驗陰性代表已經沒有病毒，血清檢驗只是回溯、是過去式，對防疫沒有很大差別。」

無礙防疫，卻耗費氣力驗抗體，何建輝直言：「為了安撫大眾。」時值行政院長蘇貞昌公布口罩限買政策與增產計畫。何建輝認為「指揮中心不可能宣傳『你不需要天天戴，又告訴大家『你可能走在路上被感染』。」除了安內，指揮中心也以姜勝男是感染源的結果，向美國要求改正「社區感染」的標籤。

　

2月21日，行政院長蘇貞昌於立法院報告時指出，透過主動回溯找到白牌司機及其他感染者，擴大監測，已有效防範社區感染。加上口罩量能提升、價格平穩，「原本美國醫療專家評估台灣會是世界第二慘的國家，但台灣仍能守住第一關……防疫表現良好，使台灣受到國際社會聲援，包含美、日、加等國家，都給予台灣爭取參與 WHO 的正當性的支持。」

　

蘇貞昌強調這是台灣社會團結一心的結果。但團結一心的基礎，「一部分是基於反中。」劉紹華指出，近年習近平行徑誇張，引發反彈。台灣反中力量由三一八反服貿運動開始累積，至香港反送中運動達到高峰，「而武漢肺炎是史無前例的疫病規模，全球化時代下，更加會以國界區分。」

　

武漢肺炎之始，中國反應輕慢，疫情擴張後，世界各國大規模撤僑、對中封關，台灣也在這波境外封鎖遭波及。於此同時，全球各地發生歧視亞裔行為，凡此種種，都使台灣社會重新思考「身份」問題。「台灣就搭著這風向展現公衛效率。」然效率卻建基在懸於一線的公衛環境。

　

3月21日晚間近7點，何建輝疲倦匆忙地走入約訪地點。他說醫師普遍一個月至少值8至10班，「值班的概念是：早上7點報到、下午5點下班後到隔天早上為值班時間。值班後還得上一完整的班，總計約32小時。」而8班是寬裕狀況，因醫師未納入勞基法，「醫院就算排20班也不違法。」

　

時值政府強調全力防堵境外，醫師除每日看診業務，還必須輪班負責武漢肺炎專責病房與篩檢站。為避免院內感染，護理師、傳送人員都要額外調，獨立出的人力，嚴重擠壓常規醫療。何建輝嘆，身體過勞僅是其一，「最重要是心理壓力大。」一月底他被要求負責專責病房，「但大家還沒掌握疾病怎麼傳播、致死率、臨床跟影像學表現為何，甚至不知潛伏期多長。因為家有新生兒，那週我都不敢回家。」

　

根據國衛院醫師林煜軒統計，疫情爆發以來，林口長庚、台北榮總與中山醫學大學等醫學中心的醫師工時嚴重暴增。以台北榮總為例，光1月27日至2月2日，住院醫師平均超時50小時。儘管後期政府呼籲民眾減少不必要的常規醫療，各大醫院3月以來的工時平均仍超時至少19小時。　　

　

成大公衛系特聘教授陳美霞感嘆，公衛體系不是只有醫療，「預防部門也非常重要。」但環境衛生或防疫因不易商品化，不若醫療部門符合資本邏輯，社會長期輕預防、重醫療，導致傳染病爆發時，醫療量能很容易過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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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指揮中心防疫政策，不論輕重症，一旦確診，都要於醫院隔離。其時中國疫情惡化，滯留武漢台商紛紛請願以散客模式回台。醫護人員擔憂醫療量能不足，發起拒絕台商無限制啟動包機回台訴求。

指揮中心回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便是限制依據。但李東穎認為，此條文是概括性的授權，非緊急、臨時措施不宜使用。

　

　

又如初期因為利己主義，口罩廠商配合增產政策，瞬間被國有化、公有化，「現在部分口罩卻被用於外交。」劉紹華說她不是否定外交，「但當初基於利己原則才將民間自由財公有化，現在轉為利他原則，這個機制是需要討論的。」

　　

呼籲思考防疫過程涉及侵害權利問題的聲音皆被忽略。尤其觸及與中國相關者，呼籲者甚至遭網軍出征。陳美霞分析，「這是防疫的全民行動所促成的共同體，但也導致執政者的意識形態在科學防疫過程中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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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8日，新增23起確診案例，確診數字來到100，多因境外旅遊移入。3月19日，指揮中心提升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地旅遊疫情至「第三級」。自此幾乎每日都有兩位數確診個案。

相對於國外開始大量篩檢找出任何可能感染者，台灣仍維持低篩檢量，且強調本土案例少。當天，中時記者於記者會質問「為何不大量篩檢、是否營造無社區傳播的『假象』」，會後遭到肉搜。

　

「該媒體的提問或許有惡意，卻是重要的。」劉紹華說，台灣已有社區感染個案，加上檢疫量低，難保沒有疏漏，「且台灣既不大量篩檢，亦不實施嚴格隔離政策，不上不下的狀況，恐怕會出問題。」

事實上，本地個案是否真如指揮中心所言「那麼少」，實有商榷餘地。若回溯白牌司機案例，其確診後隔天，司機的外甥女婿也確診。媒體曾質疑，兩人發病日僅差一天，是否代表有其他社區感染源。張上淳僅說，「潛伏期僅適用多數個案，偶爾還是會有例外。」仍認定傳染途徑為「姜勝男—白牌司機—外甥女婿」。

　

但以此原則比對案44例自菲律賓返後確診的男子就有矛盾。案44例與友於2月28日到3月3日造訪菲國友人，3月2日出現症狀。菲律賓衛生部長杜克質疑，就潛伏期來說，大部分病例要6到7天才會發病，案44第4天就發病，應是在台感染。指揮中心卻以「兩人互傳要發病平均需間隔4天，案44與友人僅間隔1天機率太低」反駁，強調此案是境外移入。

　

又如案88，最初公布其發病日為2月14日，當日個案正要出國。指揮中心後來改口其發病日為3月6日，將案88判定為境外感染。問為何更改？指揮中心表示「2月14日僅有咳嗽，3月6日才發燒」。追問「咳嗽也是症狀，其餘個案是否也以發燒為基準」？指揮中心僅答「個案判定」，便不再回應「判定原則」。

　

根據國衛院統計，確診病人發病後到確定驗出陰性，中位數是19.5天。1月21日發病後還跑去舞廳的高雄台商，目前仍因病毒量高隔離於負壓病房。3月30日也爆出一名曾多次就診卻遲至一個月後才被確診的個案。一位醫藥記者觀察：「這顯示我們對病毒的掌握仍不全面，指揮中心卻輕忽檢視不明感染源背後的危機，為了要證明個案全是境外移入，選擇性使用科學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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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政府口頭雖不承認社區傳播，其實已在做類似調查。」何建輝說，因太輕忽歐美疫情，確診人數不斷攀升。目前篩檢規範持續放寬，正因3月4號到3月15號從歐洲回來的民眾僅需自主管理，「但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些人在哪裡。」

　

社區感染若爆發，首當其衝即是醫療。指揮中心現已廣設社區檢疫站，提供未來就診民眾分流，避免衝擊收治重症的醫院。但劉紹華曾問其中一家檢疫所，該院所拒絕參加，「日前有某診所因有確診案例到那看診，生意就一落千丈。可以規定公立醫院做，但怎麼強迫私立？」

而現階段疫調是「以病為中心」，進到社區傳播階段，得「以人為中心」，鼓勵全民記錄並坦承自己的狀態。屆時除需醫療分流，還得安撫周圍住戶，進行衛教與風險溝通的工作。陳美霞指出，「指揮中心雖已提出分流指引，但太制度化，應該落實到最基層，串連衛生所與里長這兩個最能掌握社區狀態的單位，建立起社區防疫網。」

陳美霞感嘆，防堵策略使民眾對防疫過於機械性地了解，「認為一定會得肺炎，有肺炎就會肺部纖維化、無法治療。我們沒有把病毒放在情境裡去認識，以至於過度恐慌。」而恐慌或身份標籤為前提的防堵，容易產生歧視、排擠，恐怕導致更多隱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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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傳播危機步步逼近，醫護人員壓力愈發沉重。台大醫院醫師羅自強（化名）透露，3月初有同事從北海道出差回來，「沒有居家檢疫，照樣上刀」；又如有同事發燒，向主管請假，主管卻反問：「你覺得症狀符合嗎？如果可以要不要繼續上班？」該名同事仍去篩檢，結果沒出爐前照樣上班。結果是陰性，但仍持續發燒，「搞得大家很害怕。而台大並非特例，因為醫護人力嚴重不足。」

　　　

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秘書長陳亮甫直言，防疫政策建立在科學統計與政治經濟效應的評估上，不做普篩是權衡得失後的決定，「我們做的是對的嗎？好像只能猜猜看，然後盡人事聽天命，看藥物和疫苗會不會早點問世。」

　

目前不明感染源愈來愈多，醫院的肺炎專責病房不斷追加開設，若接下來幾週人數暴增，就會有一定比例重症者出現，「但現在的兩百多例很少重症，到時候這套照護制度能不能好好玩不知道。我們有流程，但實際操作起來會怎樣？大家只是在猜。」問陳亮甫擔心醫療崩潰嗎？他無奈地答：「崩潰也只能接受。」

　　

「我們一直畫紅線，但到底準備了什麼？恐懼是兩面刃。台灣社會已經緊繃太久，如果破功，到最後信心反而會消失。」劉紹華問：會不會有天事後諸葛，發現我們爭取的時間，只是讓我們多了一段恐懼期？

　

3月31日，指揮中心強制民眾從4月1日起搭乘任何大眾運輸都要戴口罩、室外的社交距離至少1公尺，室內至少1.5公尺。這些策略新加坡早已做過，仍無能抑制疫情——4月3日，防疫模範新加坡，已開始為期一個月的全國停課、遠距上班。

　

而清明假期，相信仍無社區傳播的民眾擠爆台灣各觀光景點。指揮中心連忙發布警報呼籲勿前往，卻木已成舟。

　

我想起搭計程車往中部尋找姜勝男那天。幾經拜託，終於與他通上電話。電話裡姜勝男聲音憨厚，說不想受訪。但問是否委屈、怎麼看老父因他受罰的事？他沉默一陣後答：

　

「他們已經結案，再講也沒有用 。我本來就從事游泳，現在也一直持續，所以我有咳嗽。以我的看法，政府已經做的，不管對錯，已經有決策的判斷，就不要後悔。現在疫情一直往上，他們要想辦法解決。」

　

沒有更多話語了。

再怎麼追問，姜勝男只重複這樣一段同樣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