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關起來，然後呢？

繪圖：鍾以涵

清晨驅車前往台南看守所，大雨滂沱。或受疫情影響，來探望的人少了。接見大廳未亮全燈，潮濕而灰暗。坐在椅子靜候。耳邊傳來一陣細微、間歇性且持續不斷的嗶嗶聲。抬頭見一位中年婦女欲送會客菜。她帶了蔬菜魚肉乃至水果，用透明塑膠袋各分裝成一小包，於磅秤秤重。

中邪刺警　被當狡詐偽裝

限重是兩公斤，但她帶得那麼多，拿出一些，又放回一些。反覆又反覆，嗶嗶嗶嗶、嗶嗶嗶嗶，她忍受刺耳，卻始終沒在兩公斤內維持想像的均衡。

均衡那麼難。十四窗口內的鄭再由穿著陳舊汗衫，頭冒白髮，面有風霜。眼神並不可怖，是路上尋常可見的中年男子，而無刑警口中罪大惡極者常有的「下三白眼」面相。但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他在北上的火車，刺殺一位年僅二十五歲的鐵路警察李承翰。

鈴聲響，他舉起電話，聲音溫和。問是否知道我的來意？「律師有說。」提及往事，皆能清楚傳達，只是遲緩。問及為何於火車上刺警？「我中邪了。」鄭再由說：「我很無辜。他們一直在弄整人遊戲，要殺我。」

見鄭再由前一天，這起案件於台南高等法院進行二審，鄭再由亦說「我中邪」。自一審審理起，「中邪」是他對自己行為的一貫理解與說法。但無辜那麼刺耳，當由殺人者口中說出，中邪對被害者即是藉口、是狡詐的佯裝。

「可是我沒有針對警察。」會客窗內，鄭再由雙眼快速眨閃，急切覆述：「有人要殺我。但沒人幫我。我只是被嚇到，我也對他很抱歉。」

李承翰被害當天早晨，鄭再由慌慌張張前往警局報案。他告知警察自己有筆三百萬保險金將到期，而有三位朋友想謀害他。由於他情緒激動、語無倫次，警察通知家屬來接。女兒鄭欣如（化名）勸他回家，「但爸爸不肯，一直說遇到事情要處理。想帶他看醫生，他說他沒病。」鄭欣如不知如何是好，求助警察，「警察也只是叫我帶他去醫院。」

僵持不下，她騎車尾隨鄭再由，卻因車潮而走散。鄭欣如回家等候，渾然不知父親接著去了社會局、去保險公司解約，甚至去了議員服務處求助。

鄭再由所到之處接觸的人都覺得「他很怪」。但沒人理會他不斷重述的「有人要害我」。儘管解了約，他仍相當不安，至小北百貨買了兩把刀綁在腳踝防身，並再次去警局報案。這一次，員警仍只是安撫他，就請他離開。

於是他想著北上，欲找媒體開記者會揭穿有人要謀害他的計畫。為了躲避想害他的人，鄭再由買了車至新營的票，先搭至左營，才換乘北上一五二車次列車往台北。途中遇列車長傅至宏查票，但他認為「他是在查我的人不是查票」。

鄭再由的說法和媒體報導大相徑庭，社會大眾認定他因逃票而殺人。但鄭再由說：「我上自強號，在第四或第五車廂，突然發現有一個人在前面監控我行蹤，我立刻跑到後面的車廂，結果列車長拿手機尋找我。」於是當李承翰要求他下車，他認為自己下車一定會被弄死。「我行蹤已經被監控，而警察被人家利用去做非法的事，所以我才用刀刺他。」

精神鑑定　輿論質疑專業

鄭再由無意殺死警察。但李承翰死了。筆錄裡他能問答，行動有邏輯，檢察官以鄭再由妨礙公務並蓄意殺人起訴他。由於此案為重大刑案，法官裁定台中榮總嘉義分院精神科協助進行精神鑑定。經檢辯雙方交互詰問鑑定報告內容、勘驗各項證據，法官最後認定鄭再由罹患思覺失調症，導致刺警當下缺乏辨識與控制能力，符合刑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判處無罪；但病識感不佳，為社會安全考量，需施以監護五年。

根據現行刑法第八十七條，監護期間最長即五年。殺警案一審判決，是法官權衡精神障礙者的人權與社會安全所做出的決定。但判決出爐，輿論譁然。行政院長蘇貞昌表達「錯愕、失望」，總統蔡英文則支持檢方繼續追究鄭再由的刑事責任。獲政治支持，檢方火速於十小時內提起上訴，並開啟抨擊精神鑑定專業的戰場。

五月二十五日，台南高等法院審理此案。檢察官林志峯認為鄭再由事發前還能正常工作、筆錄時有邏輯思考能力，判處無罪太離譜，質疑精神鑑定有缺失、讓罪犯裝病逃逸，請求重新鑑定。

辯護律師陳偉仁反駁，鄭再由雖會用手機、買票、買刀，看來與常人無異，但他談論的事情於現實並不存在。法官勘驗殺警時車上乘客錄下的影片，李承翰明明身著警服站在鄭再由面前，鄭再由卻說：

「誰要下去！你現在共恁爸叫警察，沒政府」、「你共他們講一句，恁爸欲予死！」明顯是跟不存在的對象說話，法官因此判斷鄭再由是因受外在行為刺激，導致他處於急性發病的妄想狀態。

陳偉仁指出，過往精神障礙者犯罪，要決定是否符合刑法第十九條第一款，向來是很大挑戰，「但這次有客觀證據，所以一審才敢這樣判。」此外鄭再由智商僅七十六，「這年紀的智能退化多是受到長期疾病影響，醫生是據此判斷他思覺失調症的嚴重程度，及如何影響他的判斷力。」

長年參與司法精神鑑定的彰化基督教醫院精神科醫師王俸鋼嚴肅表示：「裝病很困難。病的樣態是大腦神經退化的結果，無法用意識偽裝。就算是熟悉精神病樣態的精神科醫師去偽裝，也無法長時間不露出馬腳。」而鄭再由的鑑定報告並非僅靠單次會談與事發影片就作成。根據奇美醫院病歷顯示，鄭再由罹患思覺失調至少十年，自二〇一一年起，即擔心自己會被毒死、二〇一五年時，更開始出現有人跟蹤他的妄想。

「我們不敢奢求被害人原諒或放下。」陳偉仁說，「但鄭再由真的不是裝病。」鄭再由的親戚則說：「阮知影社會大眾攏叫是伊假痟。但是伊做人條直，毋捌虧欠別人，伊是結婚以後壓力大，遮會變成可憐人。」

家庭問題　累積身心壓力

鄭再由家族原在嘉義務農，家中兄弟姊妹共六人。一九六〇年代，台灣農村面臨工業社會的吸附，勞動力短缺、農收低落，鄭父在一九七一年左右，舉家遷移到台南。

來台南，落腳安南區海佃路。編售竹籠給醬油廠、果菜市場等攤販，僅能勉力維生。六個兄弟姊妹中，僅二姐讀到大學。長兄與大姐都是小學畢業，扣除早逝的三哥，二哥與小弟鄭再由，讀完高職後都不再升學、外出攢錢。

鄭再由畢業後從事機械配電。那是一九八〇年代，工業蓬勃發展，鄭再由薪水不錯，立業了，母親想他成家。「但鄭再由頇顢講話，足恬靜，毋捌交過女朋友。伊母就透過媒人，介紹蹛佇隔壁巷的詹素華（化名）予鄭再由熟似。」鄭家親戚說。

詹素華是詹家么女。自台南女中畢業後，考上淡江大學。畢業後返鄉，曾在診所服務，也擔任過補習班老師，後替經營化妝品事業的哥哥工作。兩人相親，詹素華見鄭再由身材挺拔，相貌端正，又有車有房，雖兩人學歷並不相當，仍決定與他交往。

一九九七年，兩人結婚，隔年生下長女鄭欣如，再隔年，生下二女兒鄭萱萱（化名）。鄭再由想像生活正要順風順水，現實挑戰卻接踵而來。

「婚後我太太不要和我媽同住。」鄭再由說。但他認為詹素華無需料理三餐，鄭母和他們分住不同樓層；加上鄭父與二哥皆早逝，長兄好賭六合彩、二哥在外地工作，兩位姊姊則出嫁，孝順的鄭再由捨不下母親一人，一直沒有答應詹素華的要求。

鄭家親戚透露，婚後的詹素華陰陽怪氣：「毋知影不滿鄭母啥，一直棄嫌伊。鄭母半暝去便所，詹素華會站佇樓梯口假鬼共嚇驚。」鄭欣如和妹妹的記憶裡，也盡是母親對奶奶的排斥，「阿嬤對我們很好，但媽媽要我們不要理阿嬤。」

後來鄭欣如才知道，好賭六合彩的大伯，賭輸了，四處借錢，一次曾到家中要錢，詹素華拒絕，被狠狠甩了一巴掌。「我們不知道阿嬤當時有沒有維護媽媽。問她是不是因為這件事才不理阿嬤，她說不想談。」　

鄭萱萱幼稚園左右，鄭母過世，鄭再由與詹素華為遷出與否的爭執就此落幕，但好景不長，詹素華大哥的化妝品工廠貨品出了問題，周轉不靈。其二哥只是模具工人，詹素華也沒有多餘存款，只能眼看大哥生意倒閉，一家人無家可歸。

不幸持續蔓延。一九九〇年起，台灣中小型企業為降低成本陸續外移，撐不下的工廠則直接倒閉，鄭再由也受這波外移潮衝擊而失業。但他有專長，看好產業升級，仍須配電技術，他決定與朋友合夥開公司，拿與哥哥共有的房子抵押，豈料朋友捲款潛逃。由於房子仍有大筆房貸待繳，鄭再由繳納不出，房子最後全歸於嫂子名下。

是噩夢的重複。詹素華與鄭再由大吵一架，甚至大打出手。隔日，詹素華送鄭萱萱到幼兒園前，發現忘了帶鑰匙。由於平日不鎖二樓的窗，詹素華便踏著車蓋躍上遮雨棚想爬上二樓，入門取鑰匙。不料踩空、跌落，人倒於血泊之中。

自我否定　負債雪上加霜

追溯往事對鄭欣如而言並不容易。訪談時她幾乎不正眼看人、畏陰暗，總側身把自己縮起來。「從小就自卑，因為我斜視，而且家裡很窮，一直沒什麼朋友。」自父親殺人，她和母親與妹妹搬離賃居處、寄居舅舅家。寄人籬下，她盡量活得透明，避免成為負擔，因詹素華情緒崩潰，幾乎不吃不喝，被強迫住院至今，體重只剩三十三公斤。

住院是鄭欣如對母親最鮮明的記憶。當年詹素華從遮雨棚跌落後在醫院休養一個月，她與妹妹被送到外婆家照顧，鄭再由則到一家工廠從頭做起。但詹素華出院後，生活的風暴才要開始。

「媽媽當時傷到頭跟兩節脊椎，結果醫生手術失誤，傷到另外兩節脊椎，造成她小腿萎縮。」於是詹素華穿著紅衣，帶著對醫生的恨意到鄰近的飯店割腕。詹素華沒死成，但她一試再試。第二次，她將自己關在車裡燒炭，被鄰居發現，再度搶救回來。

詹素華確診重度躁鬱。詹家人怪罪鄭再由「把好好一個女兒搞成這樣」。實際上，他很努力善待妻女。鄭欣如說，盡管日子難過，鄭再由仍盡可能帶她們外出，「最常去虎頭埤。但入園要門票，我們沒什麼錢，所以爸爸會叫媽媽躲在後車廂，這樣只要買一張成人票。」

卑微的畫面，卻是鄭欣如記憶中唯一接近快樂的事。妻女的委屈讓鄭再由深深內疚，怪罪自己若沒失敗，就不會和妻子爭吵、導致她失足受傷。而兩個女兒年紀尚小，仍待哺育，自責、對自我的否定與育兒壓力，使鄭再由渴望翻身。

「爸爸後來跟媽媽借二十萬去投資期貨，結果遇到金融風暴，全賠光。」那是二〇一一年，全球經濟因歐美債信危機、高失業率、中東政局不安面臨重大挑戰，鄭再由對外在經濟局勢缺乏準確判斷，這次失足，使詹素華的積蓄一毛不剩，甚至背負上百萬的債。

當晚，鄭再由與詹素華大吵後沒有回家。年紀尚小的鄭欣如不知爸爸去哪了。「爸爸這次出事，才知道那次他也是坐火車跑去台北。」

台北，政治經濟重鎮所在。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前，每日都有舉著白布條者上訪控訴社會不公。鄭再由感到自己的命運也需要被聆聽，朝著一切平等正義得以實現的象徵前進，卻在那裡迷途。

思覺失調　妻女接連罹病

鄭再由的姻親高政雄（化名）說：「那次他躲在台北車站三天三夜，沒吃飯也沒洗澡，說要躲壞人、有人要害他。」是高政雄去尋他，將鄭再由騙回台南並帶至奇美醫院就診，也是此時，確認鄭再由因內外交迫壓力，罹患了思覺失調症。

醫療介入，稍稍控制了鄭再由的病情，但進步緩慢。面對債務，鄭再由一邊當大夜保全、一邊接配電工作。「我真的三百六十五天都沒休息，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然思覺失調症會影響患者反應，鄭再由的工作能力因病起伏，還款能力並不佳。

他曾想過跟地下錢莊借貸，幸好理智讓他放棄，不過鄭再由仍辦了銀行推出的各種現金卡，以卡養債。儘管政府在二〇〇八年就通過債務協商機制，鄭再由對這些協助政策卻一無所知。

日子愈來愈難，有時鄭再由一家四口只吃一罐魚罐頭配白飯。他和詹素華決定離婚，讓兩個女兒跟著沒有工作能力的詹素華以取得中低收入戶資格，減免學費；但貧賤夫妻百事哀，升上高職的鄭欣如遇上同學霸凌，向學校師長求援無門，也誘發憂鬱。

「媽媽只要發病，就罵我畜生、說怎會生我這種女兒、要把我殺死……。」鄭欣如說，母親開始會拿棒棍打她，還說「爸母拍囝，天公地道」。也是如此，鄭再由又和她們重新一起生活，「我太太這樣，我要照顧她。」

一起生活，沒有消弭詹素華母女的衝突。「一次我媽抓狂拿菜刀要砍我，我趕快衝進房間鎖起來，門被她砍得都是刀痕……」又一次，母女爭吵，鄭欣如不小心撞到詹素華，導致她二度傷到脊椎，開刀植入鋼釘，生活能力變得更差，不堪病痛，選擇跳海自殺。

詹素華依舊沒死成，住進精神病院一個月。只是出院後她又再度燒炭，被放學回家的鄭欣如目睹。接連自殺、家中有兩名以上確診精神疾病的鄭再由一家，始終沒有得到衛生局或社會局的積極協助。鄭再由只能憑靠己力安撫詹素華。而此時，他會變成出氣筒，不斷被問：「什麼時候你會拿錢回來？」最後，為了省下區區幾百塊掛號費，鄭再由於事發前兩年漸漸不再回診，最終迎來他生命最大一次滑坡。

二〇一八年初，鄭再由和以前工廠的同事詹仔重逢。詹仔看鄭再由保全收入僅約兩萬，勸他和自己合作：他進機器維修，配電部分交由鄭再由負責，「少說也有七、八萬收入」。於是鄭再由辭去保全，全心投入他熟悉的配電一途。

兩人的合作方式偏向外包性質。鄭再由得先自行支付維修與配電的材料費用，待詹仔將機器還給客戶後才能取款。但鄭再由經常無法回收款項，使他積欠材料行費用，讓他不得不跟鄭欣如調用繳學費的錢。

妄想恐懼　對接現實委屈

根據筆錄記載，詹仔主張他沒有拖欠鄭再由帳款。詹仔私下卻跑去找鄭欣如並給她一筆錢：「鄭再由在我這邊做的有兩萬八，還有一條三萬。但最刁難你爸的，是老陳。」

致電向詹仔求證，他一再掛電話。另位與鄭再由合作的白勝強（化名）告訴我們，老陳是詹仔的朋友，事發前進口一台價值上千萬的機器至詹仔那裡，請鄭再由配電。老陳欲收取佣金，詹仔不給，雙方爭執，導致鄭再由的配電費用遲遲沒有著落。此時，遇上鄭欣如向鄭再由索取學費，導致了他的崩潰。現實上虧欠他的人，成為鄭再由腦中「整人遊戲」的主謀。拖欠的帳款，則成為「謀財害命」的象徵。

研究顯示，思覺失調症的復發與停止藥物治療高度相關。一般而言，停藥半年復發率為五十%；停藥一年復發率為八十%；停藥兩年復發率為九十%以上。犯案後，看守所提供鄭再由藥物服用近一年，他依然堅信有人要整他、毒害他、覬覦他的錢財。看守所的醫師判斷：鄭再由仍然病著。

妄想的恐懼與現實的委屈對接，形成在常人眼中也一貫無悖的邏輯。儘管鄭再由歷經奇美醫院長達十年的診斷、司法精神鑑定乃至看守所醫師的確診，檢察官仍堅信鄭再由的罪，不視他的病。是職責所在，卻讓李承翰的父母深信了鄭再由的「喬裝」。而社會則因警察喪命這個社會安全象徵的殞落，提出延長監護處分的修法建議。

延長監護　修法難補漏洞

法務部提議，未來若病犯監護屆滿，檢察官認為有必要時可向法院聲請延長，每次延長時間三年，延到沒有再犯之虞為止。但這樣的措施，卻可能加重對精神疾患的污名，反使社會安全漏洞難以彌補。

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鄭泰安曾發布一項研究，發現台灣憂鬱與焦慮症盛行率從一九九〇年的十一．五%提升為二〇一〇年的二十三．八%。儘管此項研究排除思覺失調等嚴重精神疾病，但嘉南療養院精神科醫師李俊宏提醒，思覺失調患者有一半比例也會有憂鬱症狀。

根據鄭泰安研究顯示，憂鬱盛行與台灣歷經快速經濟轉型，勞力密集產業外移導致就業市場萎縮，並因全球經濟衰退，就業市場持續低靡高度相關。顯見大環境因素會滲透至家庭，最後侵蝕個人。回顧近年重大精神障礙者殺人案件，不乏此脈絡下產生的悲劇。

王俸鋼認為，「目前修法風向，是把刑法第十九條中不能滿足應報思想的空缺，用刑法八十七條的修法來滿足。」但現代精神醫療以監禁形式幫助病人，至多三至六個月就能知道可幫助病患到什麼程度，超出醫療性症的監禁，「都是把精神病院當成監獄。社會的應報思想與犯罪預防，不應全部甩鍋到醫療。」

精神科醫師對修法的疑慮，是因精神病患的犯罪議題多為複雜因素交織，「有人性惡的地方，但也有先天智能發展問題或疾病因素，甚至社會不利因素如藥酒癮、社區同儕，家庭或貧困相關。」李俊宏強調，當所有問題都被簡化成精神疾病，而不解決根源性問題，「延長再久也沒用。」

台灣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指出，行政院說要建立社會安全網已逾兩年，實際資源卻付之闕如。「政府並未思考如何支持精神障礙者的家屬。」廖福源舉例，就算非監護處分個案，無論就業或居家照護，資源的銜接都極其斷裂，「像出院病患若做居家治療，就不能做社區復健，因為健保的限制。」

「精神病人的輔具就是人。」廖福源強調，精神病患的穩定程度高度仰賴穩定關係的建立，但現有服務都以階段性任務作為結案標準，精神病患可能在好不容易適應一段關係後又要重頭來過，「尤其現在社工案量很重，以二〇一七年為例，平均面訪只有二．〇七次，但需要高度支持的人一週至少要能見一次。」

精神障礙關懷團體與精神科醫師原本希望殺警案能讓社會直面社會安全網漏洞。實際輿論的關注重點，卻隨著檢察官不斷主張精神鑑定有缺漏而陷於對立。　

二審準備程序中，林志峯主張「智商不足可以假裝」，且痛批鑑定報告團隊一共四人，僅花兩小時與鄭再由會談，加上鑑定醫師沈正哲是在速食店完成報告結論，「簡直速食完成，十分輕佻！」

法官陳珍如當庭曾表示：「醫師快速做完，是因法院催促；於速食店寫報告，是因重大矚目案件，他下班後到那裡加班。至於只花兩小時會談，是因被告被羈押。如檢方同意，法院可以讓被告花更多時間被鑑定。」林志峯的話語，仍被媒體摘錄、廣傳。

恨與報復　壓過理解修補

網路充斥「精神病要變成第一志願了嗎？」、「現在有精神疾病的就天下無敵了」、「以後黑道收打手都順便弄張精神病證明書好了」等言論，而許多政治人物也表態必須追究到底，「因為判決和人民『情感』相違背」。

「然而這類判決在嘉義過去也有。」王俸鋼說，二〇一四年，一李姓男子拿螺絲起子插進祖母雙眼狂攪，再用鐵鎚殺了祖母。二〇〇七年時，他也用鐵鎚殺了他爸爸。當時精神鑑定也是嘉義榮院，判斷此人有精神障礙。李男於精神病院強制住院五年，放出來兩年然後犯案，「這代表法官的判決多年來邏輯一致。」兩起案件的社會關注天壤之別，「是因大家對勇敢警察形象的投射。而當時死的，卻是無人聞問的老媽媽。」

精神障礙者犯罪問題就此被簡化為「裝病」的議題。民氣成為檢察官爭取徒刑的工具，相較於理解與修補，恨與報復成為這起案件的主旋律。而六月四日晚間，李承翰父親李增文傳出因胃病宿疾，大量出血不幸辭世消息。

李

家人認為，李增文是因無法接受鄭再由裝病卻獲無罪，鬱鬱寡歡所致。靈堂上，李增文九十二歲的母親拄著拐杖在旁人攙扶下，一步一步走到靈堂前，哭喊「我的心肝囝仔」。一年內兩度面臨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不堪情景，透過媒體傳播，更加強化社會「要鄭再由付出代價」的決心。蘇貞昌再次強調，要全力協助上訴。但將鄭再由關起來，是否還給李承翰正義？社會又能否更加安全？

「我去看鄭再由，看起來好多了。」鄭秀娟說，「他說自己在外面做牛做馬，裡面反而比較享受。每天有藥吃，如果忘了同學還會提醒他。」

而二〇二〇年二月，一名家住板橋的男子，因幻聽發作，徒手掐死自己八十歲的母親；二〇二〇年三月，一位罹患精神疾病的二十三歲男子與妻子口角後，殺死在路邊等待載姊姊回家的林姓無辜騎士；二〇二〇年五月，一精神不穩男子當著警察面取牛排館瓦斯桶，以打火機引燃縱火⋯⋯

「再重來一次，不會贊成他做警察了。」李增文生前曾這麼說。或許他是對的。儘管當一位保衛社會安全的警察，是李承翰自小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