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不掉的癮世代：臺灣的毒梟、大麻、咖啡包與地下經濟》
一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今天，對鏡文學文化組目前一共三位記者（鄭進耀、呂苡榕、我）來說，應該可以稱得上是重要的一天，儘管苡榕的書還在編輯中，待春季出版，無論如何，今天進耀的《戒不掉的癮世代：臺灣的毒梟、大麻、咖啡包與地下經濟》與日前推過的我的書同步上市，都宣告了過去這些日子的折磨，總算走到可以稍告喘息的段落。
用「折磨」形容並不誇張。尤其疫情期間，所有人的訪談都遭遇阻礙，深感時間壓力的我時常在內心吶喊「是否應該離職」；受折磨的不只我們，也包括組成文化組的鏡文學總經理董成瑜——
如前一篇推書時提到，傳播的情境改變、傳媒在尋找新的存活模式，但當自我認同是必須指出結構問題的記者角色，就注定了我們必須在現實壓力、對事件的好奇、寫作倫理等等各方拉扯下摸索受挫。而作為管理者的成瑜，則必須擔負這些挫敗帶來的風險與龐大人事成本。
不同於過去在公共電視工作的經驗，「我們的島」的同事是一群對環境議題有高度熱忱且長年在同一領域鑽研的人，加以節目型態的專精，同事們的互動常常是分進合擊、多有討論；但文化組的同事各有好奇的領域，而非虛構寫作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田野——在田野中尋找問題、採集素材、凝聚觀點，這是一個極為變動不穩定的過程，有時候連採訪者都不知道自己會遭遇什麼，因而討論相對困難，那也意味寫作者的孤單。
孤單，本來就是寫作者常遭遇的困境。但比起其他寫作類型，台灣的非虛構寫作在九〇年代左右即有很大的斷層。日前潔平與我錄製《在場》的節目訪談時，原列了一題訪綱，希望我談談中文世界的罪案書寫的觀察。後來錄音沒有談及，但當時筆記這麼寫：
❝對中國、香港或馬來西亞等華文社群觀察較少，我想基本還是以台灣為主軸來談。犯罪案件的深度書寫相對缺乏，粗略可分為幾個面向來看。一是媒體的發展變化。台灣解嚴至今三十多年，戒嚴時期，暴力犯罪的事件並非沒有，但媒體受控，少負面，多是符合政策的正面新聞，遑論有探究事件細節的空間。解嚴前後，台灣社會充滿政治能量，許多制度需要建立，比如環境影響評估、各種勞動法令，這一定程度影響了媒體的關注範疇。
一九八五年，陳映真等人創辦《人間》雜誌，建立了台灣媒體深度書寫的典範；但回頭來看，《人間》濃厚的左翼色彩也使相關書寫側重於參與及改變這端。換句話說，仍希望能與政治進程結合，以湯英伸案的犯罪書寫為例，可以清楚看見寫作者對原住民族的關懷。若我們對比卡波提的經典《冷血》，是非常不同的寫作路數。卡波提當然也寫出了當時美國社會隱藏的社會問題，但相對於呼告，卡波提要讀者看的是人的狀態跟選擇。
卡波提能專心耗費多年寫就《冷血》，又與西方長年來能讓寫作者靠寫字維生的出版生態息息相關。深度書寫沒有時間毫無可能。台灣一直缺乏這樣的空間，就連《人間》的存在也僅短短四年。爾後媒體百花齊放，卻得同時面對仍然殘留的政黨勢力與市場競爭衝擊，之後又快速迎來網路時代的破碎書寫與出版凋敝，這都會考驗寫作者是否要投入、或能夠怎麼投入的問題。
文化也是影響寫作的很大元素。同樣以《冷血》為例，一九六〇年代的卡波提可以與囚犯比鄰而坐，而發展至今，西方可以深入監獄，以攝影機拍攝「深入全球最難熬的監獄」紀錄片。相對台灣，是就連嫌疑犯還沒定讞，就可以獨裁地禁止記者會面，我甚至在基隆地方法院旁聽時，還被法官禁止筆記，這都是非常荒謬且落後的狀況。
嫌疑犯或囚犯當然可能說謊，但就我來說，我認為所有話語都存有真實。台灣社會看似多元，在開始探索犯罪事件之後，卻一直讓我感覺有種類似歧視的氛圍存在。那是一種對於優勢的崇尚。我們會同情弱勢，但若他們真的活得很糟，甚至犯罪，我們會希望他去死。不止一次，就連犯罪者的家人也會說：死了可能對他們比較好。迄今我難以明確描述這種心態，那之中應該混雜了龐大的無力感，因為活著非常困難，要解決的事情太多，乾脆算了。我不確定是否與信仰的影響有關，但台灣相信應報、輪迴，西方討論救贖、寬恕這樣的分歧，確實也反應在社會對犯罪的評判上。
這些隱含的文化元素，會反應讀者品味與取向，放大來看，就是市場，所以壹周刊進來台灣後雖然開創人物特寫的版面，發展到後來也不免落入瓶頸。弱勢的書寫看似碰觸結構，但因為篇幅的限制與固定版面產出等原因，被書寫者的狀態會因此重複或類似，很難避免題材的消耗。
這樣說，好像在指責媒體，但不是。《人間》休刊時，陳映真感嘆「這孩子生不逢時。」因而書寫範疇或類型的無法拓展，跟有沒有實驗空間息息相關。這個實驗空間包含社會的整體氛圍、對自我狀態的意識、寫作的支撐環境，乃至於硬知識的閱讀吸收能力跟品味。❞
上述回應，看似討論罪案，但也可推衍至所有非虛構寫作。換句話說，台灣的非虛構寫作少有參照；若我們想像非虛構寫作不僅是報導，而有更多元面貌的可能，就必須容錯。
容錯，不只是機構的支撐，同時也需要讀者。讀者的閱讀與購買並不只是讓衰弱的出版有回本的可能，更核心的是，非虛構寫作某程度是在尋找社會的病癥、企圖與社會對話。讀者的反應、回饋、批評、認同，都會讓寫作者得以調整探索的領域與方向。換句話說，非虛構寫作看似由作者獨立產出，實際上，寫作者是與潛在的、想像的讀者共同進行這項工作。
文化組初初成立時，同事一起構思報導刊載週刊的欄目名稱。激盪一陣後，我們將欄目命名為「時代現場」，不是什麼響亮的稱號，卻包裹著我們的位置與行動，也因此，在成書的題型選擇，包括後來離職的另位同事玉梅，所選擇的都是亟待社會回應，或是重新思索的議題。
這次進耀處理的，即是在新聞點擊上很難獲得認同的毒品，甚至常被週刊同事形容是點閱殺手。缺乏關注，並非因為不重要，而是社會輿論往往將毒品視為個人的墮落。儘管過去幾年許多報導都努力指出用毒的背後結構與弱勢因子，但這樣的形象，依然很難被扭轉。我對「難以扭轉」的初略觀察，認為可能涉及「語言的貧乏」，也就是，我們找不到新的話語敘述一件陳舊的議題、事物或狀態。有點近乎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閒談 約翰．伯格的語言筆記》裡所寫：
「政治家，包括左右兩派，繼續爭辯，繼續投票，繼續通過決議，彷彿上述情況並非真實。而這種掩耳盜鈴的結果，就是他們的言論空洞無意，無關緊要。他們反覆使用的文字和詞彙，例如恐怖主義、民主、彈性等，都被挖空了一切意義。」
因此在讀到進耀的書稿時，感到驚喜。一如自己寫過的所有字，我總認為是不夠好的。畢竟非虛構寫作的推進不是寫作者能全然掌控的，因而我們所寫往往只是我們的盡力，進耀的書當然也有他的缺憾。但在如何認識毒品的這件事上，我認為他展現了某種新意。
比我資深許多的進耀非常擅於尋找且訪問到各種光怪陸離的故事，也因為保持某種抽離的視角，他的人物描寫常會有一種獨特的戲劇性。寫毒品，很難不寫到販毒的毒梟。在目前所有可及的「大尾」，林孝道是必寫之人。但不同於其他媒體處理過的，著重在警方查緝破獲的歷程，進耀的寫作串接非常靈活有意思，因為他試圖迴避的是：
❝台灣關於毒品的討論於是一直在兩種極端擺盪：一端是個人道德淪落、罪罰的討論；一端是擁抱「藥物」，將之視為生活調劑的一部分。兩種極端的立場猶如瞎子摸象，僅以部份的經驗各自擴展為對毒品全貌的想像。❞
並且希望指出「專屬於台灣本土意義的毒品問題」。除了討論台灣社會如何受到全球化毒品分工與流行的影響，同時也討論本土特殊的歷史社會成因以及毒品業如何創新，進而導致台灣物質成癮的樣貌。
書的開篇，並不直接談論毒梟如何被破獲。他像導遊一樣帶你前往台南鹿耳門，從鴉片的歷史破除我們對成癮的偏見。再從鴉片曾於台江內海現身的地理，引領讀者進入海洋、一窺毒品走私的樣貌。在他的描繪裡，走私不是電影裡搬演的爾虞我詐、軍火拼鬥，作為讀者，我非常喜歡他對福生三號事件的剖析，鋌而走險當然會有生活的壓迫，但那壓迫的來源涉及歷史與經濟的變遷，進耀用他很好的筆，把歷史的重量埋伏進來，讓讀者看見大航海時代，卻不會過於沈重墜入幽黑的海底。
進耀自己推書時，說「自己生的小孩不知道怎麼說起」，作為很喜歡聽他講各種怪故事的同事，於是說了以上的話。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加入閱讀成癮台灣的行列，博客來推出的「在現場 非虛構寫作暨議題展」裡的多本著作也值得一讀（比如《海島核事》、《受苦的倒影》、《留下來的人》）。也希望讀者期待春季苡榕的新書，文化組的探索，才能持續。
《戒不掉的癮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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