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她如何謀弒母親、婆婆與丈夫》
❝ 對非虛構文類的作家來說，最大的恐懼可能是害怕自己無法完成他們的任務。寫小說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小說家可以創造一個他們自己發明的世界，通常都充滿了也是他們自己發明的隱喻（像是湯瑪斯．品瓊〔Thomas Pynchon〕、唐．德里羅〔Don DeLillo〕），我們無權去跟他們說：「你錯了。」我們最多只能說：「我覺得不是這樣。」非虛構作家就沒有這種喘息的機會，他們必須負完全責任：對事實負責、對他們的採訪對象負責、對作品中所寫的地方負責、對在那裡發生的事情負責，還必須對他們的技藝負責，並且承受因過度誇大或雜亂失序所帶來的風險：失去讀者、讓讀者困惑混淆、讓讀者感到無聊或是無法讓讀者從頭看到尾。報導中若有任何不精確或是失手之處，我們都會說：「你錯了。」❞
二○一四年底北捷隨機殺人事件發生後，開始轉向爬梳社會案件，「為什麼寫」、「可不可以寫」、「如何寫」、「寫了會有什麼效應」，種種自問，如影隨形；問題的答案，隨著不同案件變化，而當意識此類書寫開始成為其他創作者可能參考的文本，乃至由一個獨立調查書寫者，進入機構專心深研此類書寫路線，如何回應上述問題，益發複雜且困難。
獨力調查鄭捷案數年後，於二○一八年重回前份職場公共電視，主要原因是存款再無法支撐受訪者尚且未能回應的漫長等待。受性格、能力乃至探索新領域等限制之故，一直無法像許多自由寫作者一樣多方接案以支撐生活，因而前一本書的出版，基本是仰賴國藝會的書寫補助與存款而來。不同於前一本出版《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已有長達十年從事環境運動報導的累積基礎，甚至參與書寫個案漫長抗爭的完整田野，社會案件，尤其關於加害者的動機爬梳，在臺灣仍屬蠻荒領域，這也使得社會案件的寫作，不適用於現行臺灣任何書寫補助的型態。
決定返回職場前，銀行戶頭一度僅剩一千多元存款，而我有一病痛的老貓以及三位年邁且健康不良的長輩需要照養。當時，春山出版社總編莊瑞琳為支撐這個寫作計畫曾陸續預支我十萬元，因面向公共的本土非虛構寫作是她想像必須存在的出版，而這的確非作者獨力一人能做到。從不借貸的我，決定接受莊瑞琳的支援，因感受到這領域書寫的社會需求——
小燈泡案發生後，時任端傳媒臺灣總編的李志德得知我在調查鄭捷案，與我約稿，討論與評估過後，決定報導發生於多年前的「湯姆熊隨機殺人案」。這篇報導並不直接面向廢除死刑與否的爭議，而是企圖將輿論眼光視為「惡魔」者還原成人，因我想像在此基礎下，才能討論罪罰，乃至社會真正的恐懼。
報導刊出，迴響出乎預料。原設想會有各種撻伐與聲討，實際卻是理解意願多於咒罵。這讓我看見臺灣社會某種堅韌而溫柔的底蘊。然這獨力寫作計畫最終仍喊停。主要原因，是經濟壓力以及對書寫產出的過於渴求，使我打壞了與受訪者的安全距離。受訪者說：「我知道妳不是那樣的記者，但我現在無法。」之後澈底地封鎖我，並對我說抱歉。那讓我意識：我所以為的「好的」公共書寫，竟然也會鑄成傷害。
於是回到職場，將十萬元還給莊瑞琳，繼續原先熟悉的環境報導，可是內心躁動——對社會案件的未知仍想發問與探索，同時也因為，媒體與傳播環境的變化已需要面對大幅改革。傳播學者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讓新聞產製與理解產生巨大的斷裂，而過多資訊讓閱聽眾難以消化與吸收，選擇性聆聽成為常態。
截稿時，YouTuber錫蘭「臺灣媒體的下限能有多低？」影片在短短一天內點閱超過一百三十萬，即反映了上述所談；曾任新聞獎評審的鄭國威坦言：「即使是如我這樣積極的閱聽人，若不是擔任評審，絕大多數這些入圍或得獎的新聞我都不會看到。」傳媒如何存活是上世紀以來傳播者即苦思的問題，報導無庸置疑必須公共，但閱聽市場的窄縮亦是現實，而偏聽的閱聽現象一定程度造成邏輯的毀敗。
重要的是，傳播迅速使太陽底下再無新鮮事，傳播者如何重新思考敘事的多元與可能，將決定溝通是否有效。於此同時，臺灣社會陸續出現與社會案件相關的戲劇、電影乃至舞臺劇，且多夾帶對議題討論的企圖，這些作品，引發輿論反思或關注，同時也讓傳媒如何存活有了可能。在鏡文學總經理董成瑜邀請下，在體制內繼續探討，轉眼四年，她與社長裴偉給予極為寬厚的信任與包容。
體制稍緩了我的經濟壓力，身分轉換卻迫使我更需要思考倫理的界線，同時得面對更為尖銳的寫作形式探索與讀者考驗。
考驗在某些案件上並不困難，但愈發深入犯罪探討的領域，就愈難以採取單一的立場書寫。而專題報導與專書的產出形式亦有差異，必須更小心翼翼在議題探討、閱讀張力、事實呈現上維持平衡。
書寫這端所須付出的努力並不亞於田野本身，而驚世媳婦案的田野，某程度是過去幾年於社會案件調查時遭遇的困難總和。不同於過往書寫社會案件基本隱身在後，這次「調查者」的敘事聲音特別彰顯。這樣的選擇，一是基於主要受訪者被囚禁而難以正常交流；其次是林于如是否智能邊緣一事已無法確認。
疾病是標籤與框架，有時這會引發偏見，有時卻是理解不可或缺的基礎。無法篤定，讓我難以用全知的角度敘事、觀點浮動。如何看見隱匿在陰影裡的事物？「一切」的界線又是什麼？當敘事不一定成為故事，而故事有時不是真實。每日都問自己困難的問題。反覆斟酌，最後決定讓我的猶疑成為主旋律。
坦承猶豫，一方面能呈現寫作此類議題的艱難；二方面是各種猶豫或許是我們面對社會案件所應具備的素質。探索是因為想接近未知，那麼企圖以某種特定的敘事結構或元素說明犯罪則將本末倒置。在書寫過程中逐漸明白，未知其實創造了觀看距離，保留理解的可能——
多年前時報出版犯下一九九七年發生於日本神戶的酒鬼薔薇聖斗事件少年Ａ自傳《絕歌》，這本書引發兩極討論。時間會推翻或刷新人對自己的認知，因而我不認為二十三歲的少年Ａ對十四歲自己的詮釋虛假；只是，殺人犯的自白勢必獵奇，那會引來各種角度的觀看，因此全盤曝光加害者的論述將無可避免導致巨大的對立與傷害。
「目的不在找出真理，而是去追問，那暫時識見的全貌，能否至少回答三個問題：眼前正在發生什麼、如何發生，以及，人能如何回應。」這是書中提及的諮商師魏明毅日前出版《受苦的倒影》中其中一段，讀時感覺呼應與安慰。因為這本書的寫作架構，一定程度摸索著傷害的邊緣構築，去聆聽、發問以及提問。
為了避免傷害，我並不將林于如的自傳作為詮釋的基礎，但同時，也必須讓她被掩蔽的聲音（無論客觀的真實與否）與過去十數年輿論印象對話。經多次改版，最後在自傳的處理上，參考了法國社會學者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我，里維耶，殺害了我的母親、妹妹和弟弟》（Moi, Pierre Rivière, ayant égorgé ma mère, ma sœur et mon frère...）一書中的做法：
「回憶錄具有一種原初的素樸性，他的回憶錄就是一部最自然的人類學民俗誌。」因此，「對於里維耶的這些話語，我們決定不做闡釋，不對其進行任何精神病學或精神分析的評論。首先是因為我們將它設定為座標系的原點，以便我們測量其他話語之間的距離，評估在這些話語中所建立的各種關係。」
將自傳設定為原點，並不等同以傳主的眼光為準則，而是將其視為探問的起點。不過，儘管不做闡釋或評論，林于如提供的自傳內容過於蕪雜，於閱讀會失去節奏，因此必須編輯。編輯時，必須考量事件與她生命抉擇的關聯、保留哪些有意義的細節以呈現脈絡，甚至她的語氣及思考節奏。這項工作極其不易，但希望透過類似編年體的順序重新分類，能與審判、媒體報導甚至是我的田野觀察相互串接，盡可能呈現「它們既不是一部作品，也不是一個文本，而是一場古怪的角力，一種對抗，一種權力關係，一場關於話語的戰爭，以及一場通過話語的戰爭。」
過去幾年，對傳播的可能愈感消極，語言的作用似乎僅剩自我捍衛，因而失去拓展世界邊界的作用。彼時總想，或許人與人之間有朝一日再不需要思考距離的問題。我們將是自己的矛盾。但這次在編輯林于如自傳時，突然重新認知並肯認語言的意義。那是巴赫汀（Mikhail Bakhtin）所強調的複聲，「講話者的主要功能就是揭示不同的意識型態立場或價值觀。每一個說話人都代表了某一意識型態。」而作者的任務，就是再現社會中相互交流的多種聲音，且從中自我批判。
「每本書和每位作家一樣，有一段艱難的、躲不掉的過程。你必須下定決心將這個失誤留在書裡，使它成為真誠的、不撒謊的書。」每當無法書寫，我會重新閱讀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我不可能完成無瑕的寫作，不僅因為時間，也因為這是非虛構世界的本質。儘管挫敗，嚴重懼怕，依然書寫。因為——
「寫作。
我不能。
誰也不能。
應該承認：我們不能。
但我們還是寫。
我們身上負載的是未知，寫作就是觸知。」
✎——
一月十一日，收到編輯寄來書封，當時寫：
「很難形容什麼心情。說不上成就感，也沒有激動或興奮，辛苦拉扯，卻也沒有甩掉包袱的舒暢。可能貼近的是：幸好。
有點像爬山，或是攀岩，過程中會想掐死自己自問為何在這裡？結束行程後，肌肉痠痛，腦袋清空，身體與心卻因此有些延展，於是可以去下一個地方。
昨天為下一本書的內容做訪談，比起腦力與心力，體力可能會是很大的罩門。於是今年的新目標納入練跑，即使依舊難以體會跑步的愉悅。書寫帶我去遠方，希望這本書出版後對讀者亦然。」
希望以上的後記，能使讀者願意也一起閱讀，去向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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