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不再
「文字枯竭、圖像統治」。受紀實攝影師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啟迪，解嚴前，《人間》雜誌問世。一九八九年因財務壓力驟然停刊，共出刊四十七冊。創辦人陳映真說：「很傷心，這孩子生不逢時，不是這個時代所需要的雜誌。」
見證、揭露、行動、改變——《人間》的企圖並不僅僅是為歷史留痕，亦蘊涵對現實的介入。《人間》無疑是左翼的，媒介本身即為社會運動的一環。其行動以及關注，皆牽涉階級的鬥爭：湯英伸事件、反雛妓運動、搶救台灣原始林、八〇年代後的反公害運動⋯⋯《人間》雜誌的成員並不僅是旁觀者，甚而「幫忙規劃行動、一起陳情抗議⋯⋯我們幾乎是跟當地人在一起實際參與運動。」（范振國語）
二〇二〇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以「聚焦社會議題與弱勢族群，作者群以紀實的視角走遍台灣角落，其強烈的人文關懷和求真精神，在自由被禁錮的一九八〇年代，是一代青年的重要思想啟蒙」的理由，將「傑出貢獻獎」頒贈給人間雜誌。
該屆TIDF評審自言：《人間》雖以文字和攝影為主，但每一篇「紙上紀錄片」內蘊的人道主義與弱勢關懷，承先啟後，是台灣紀錄片在解嚴前後發展時的重要養份，也塑造了紀錄片的使命和美學，包括歷屆TIDF「傑出貢獻獎」的得主綠色小組、全景傳播基金會和導演柯金源都曾深受其影響。實際上，深受影響的不僅紀錄片圈，而今活躍於媒體的多位資深記者如報導者創辦人何榮幸、編輯、社會運動工作者，其關懷或行動都隱隱承襲著《人間》的意志。以此而言，《人間》沒有死去。
《人間》迄今停刊三十多年，卻仍常被追憶。或展覽、或研究，追憶並不僅僅因為其所帶來的影響與時代象徵性，隱藏在懷想中的核心，是所有悼念都包含匱缺。
個人的意志與一份刊物或媒介的存活可能仍有差異——《人間》休刊後，幾乎不存在媒體工作者享有高度自由探索與研究的機構。曾任《人間》的攝影記者鍾俊陞在受訪時回憶，「陳映真很厚道，從來不會罵人，幾個月交不出稿子來，他也不會Ｋ你。」、「當時他說過一句話很有意思，現在回憶起來後悔沒好好把握機會：『你們要珍惜，《人間》雜誌停了之後，再也沒有像這樣的刊物，可以讓你們自由度這麼高的去發揮，自己找題目，愛怎麼弄就去弄，沒人管你。』」
《人間》休刊後，僅有少數另類媒體試圖維持記者的報導空間。其一是我初任記者的第一份刊物《台灣立報》。《台灣立報》由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我於一九八八年創立，我入職時是二〇〇五年，當時社長成露茜每週參與一次編輯會議，會議上，鮮少考慮降版時效，相較於主流媒體偏愛的溫情敘事，她在聽完記者回報後總會提問：誰贊成？誰反對？誰得益？誰受害？提問逼仄記者思考結構對人的箝制，為的是追問政府負起公共責任。
當其時，與其常常相提並論的媒體是「苦勞網」。苦勞網創辦人孫窮理原也是立報記者，一九九七年，立報因經營困難資遣全數員工，並以擇優但年資歸零的方式回聘員工，孫窮理認為這是典型的資本家行為、反彈出走。這場分裂，當時並未直接影響報導產出的立場，堅持左派的批判視角，使得立報記者的立場十分鮮明，不但不被行政部門認可，有時也會遭到同業的排斥或訕笑，但成露茜總說：「沒有關係，立報的存在，是為了平衡其他主流媒體的觀點。」也因此，立報常與苦勞網等小眾媒體被稱為「三小媒體」，兩家媒體的記者也多有合作；但回頭來看，這場分裂，其實預示著《人間》以原先形式重現的困難，陳映真的慨嘆是預言，且埋伏著閱聽扭曲的未爆彈。
或回到我初任記者的年代談起。二〇〇〇年後，民進黨首度執政，曾看似大刀闊斧地進行媒體改革，實際上，置入性行銷的問題卻益發嚴重，根據監察院審計部統計，二〇〇二年一至八月，新聞局就已花費上億元經費，購買電視、廣播電台、報紙、雜誌做「置入式行銷」；置入不僅新聞或節目，甚至包括民調、節目的策劃、製作主持人及媒體記者與編輯。雪上加霜，解嚴後媒體百花齊放，看似眾聲喧嘩，卻也變相導致閱聽市場的緊縮——新聞最珍貴的即是記者至現場帶回來的觀察與剖析，人力成本卻也是最大的負擔，這導致了各媒體裁撤地方記者、媒體集團化，觀點愈發限縮，也更易受到資本與政治的影響。
這類現象並非僅存於主流機構。儘管立報並未干涉記者的關懷與書寫立場，但因銷量不佳，從世新大學所獲得的補助年年減少，總體而言，立報幾乎沒有編列出差經費，二〇〇九年莫拉克風災發生時，因慈濟介入重建導致原住民權益受到侵害，自詡弱勢關懷的立報，卻是因著慈濟的邀請才去到災區。或藉高鐵救災專車南下，及至災區，也僅有大眾運輸可以使用，可以想見，這樣的設備根本無法深入現場，許多採訪，最後是憑靠記者的人際才能完成。
為了維持關係，立報往往也必須出席世新大學的各種活動做「報導」——某方面來說，這亦是置入性行銷，只是不涉及嚴重的利害關係；當時約是民進黨執政後期，諸多施政悖反於公眾的期待，另類媒體視角因而受到讀者關注。然而，立報的營運模式最終使得人才不斷流失，其所造成的影響是愈發缺乏深度內容，最終成為惡性循環。
不同於立報仰賴大筆資本，苦勞網傾向透過募款自立，且其媒體理念，更趨近《人間》。比如工運界組成「八四工時大聯盟」，要求實踐前總統陳水扁競選時「縮短工時」的承諾，苦勞網在報導之餘，也參與了聯盟的組成與行動；二〇〇三年，則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看守台灣協會等環保團體共同籌畫、架設「反焚化爐行動網」等。然因拒絕科層體制，苦勞網組織過於扁平，加上薪水分配制度的問題，最後苦勞網一度分崩離析。孫窮理離開苦勞網，新創立媒體「焦點事件」，其寫作風格延續著研究、有立場、甚至參與的批判視角，但焦點事件依舊面對經濟壓力。而其中一個原因，是閱聽眾已不再盡信過於堅定的左翼觀點。
難免與統獨幽靈的鬥爭相關。左翼的殞落、中美台的政治角力與糾結，某程度都使陳映真的政治立場不斷被提起檢視、有時甚至淪為攻訐至近乎鞭屍的地步。只是追根究底，《人間》無法復返原因之一，是它的誕生與時代緊緊相繫。解嚴前後，各種倡議與澈底的反骨是一種集體的需要，但時間在前進，各種當時遭遇批判的政策隨著倡議多少都有了翻轉與進展，事件的向度就很難非黑即白。比如福島核災，其所激發的討論不只有反核與否的爭議，也包括農產品解禁的問題。解禁常與反核掛鉤，但若將核電視為某種共業，以及當地農民為了活下去所付出的努力，解禁的界線或標準就可能鬆動、或受到挑戰。
媒介存在的核心目的是溝通。成功的溝通往往不存在某種既定公式，必須非常細緻。若以書寫來看，勢必牽涉形式的改變。過去這種「以人為本」的書寫策略，某程度其實廣受讀者歡迎，壹傳媒的人間異語、人物組特寫即為一例。但傳播的速度今非昔比，在必須量化以及與時間競速的情況下，「凝視小人物」很難避免消費。也因為產製的壓力，人物看似有立體面貌實則扁平，久而久之，情感麻痺，媒體為存活只能繼續尋找新奇的題材，而那往往踩在獵奇的倫理警戒線。
與此同時，溝通要顧慮的是人類情感與理性各種複雜衝突的總和。媒介並不發達的時代、人與結構過於傾斜的時代，透過專注地凝視並為此發聲是極為合理的思考；但這樣的書寫模式隨著社群媒體的發達，已不必然成為發聲的唯一途徑；甚至，某些政治正確且踩定唯一立場的代言，反而引發更多的衝突——二〇一三年五月，發生菲律賓海巡人員槍殺臺灣漁民的廣大興28號事件，五月十四日，《立報》記者鄭諺鴻在其個人臉書發表文章，以第一人稱口吻表述目睹有便當店拒賣便當給菲律賓籍移工，甚至以「菲狗」等字眼責罵對方。這則貼文經過社群平台轉載、菲律賓新聞媒體報導後引發更大衝突，但警方介入偵辦後發現該貼文敘述內容子虛烏有。
鄭諺鴻的初衷未必是為了捏造與撒謊，而可能貼近某種對於激化現象的提醒。然而這種代言與凝視在社群媒體快速散播的特性下，很難具有周全的查證或事後的勘誤。甚至，書寫者會為了能夠達到快速傳播的可能加油添醋。類似書寫形式的狀態，回頭來看，其實悖反於《人間》主張「看見人的處境」的初衷——當時代情境不同，所謂「人」，或許必須包含對立的他者。換言之，並非不能有立場，而是立場裡面不能只有情感的呼告，而須包含更具脈絡性且多元觀點的思考路徑。
只是，書寫形式的拓展與探索，甚至觀點的凝聚，並非僅僅是寫作者之責。成熟的報導者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培養，在《人間》與各式另類媒體萎縮的狀況下，台灣社會同時面臨上述所提的網路時代的書寫破碎乃至出版的凋敝，在在考驗寫作者是否要投入、或能夠怎麼投入的問題。
當文字空間受到緊縮，在新聞界長年被視為附屬的影像則更加邊緣。不論研究、調查，深度的田野，無一不須燒錢，廣告是媒體主要收入，透過競爭閱聽眾的時間與注意力賺取廣告分潤，但在社群平台瓜分閱聽眾注意力下，新聞轉為仰賴社群傳播；據業者統計二〇一九年臺灣數位廣告收益約新臺幣四百五十八億元，臉書跟Google分別占六至八成。平台使用媒體新聞報導內容不必付費，卻從中獲得巨大廣告利益，也未合理分配給媒體，嚴重損害媒體業的生存空間。像《人間》那樣能有長時間蹲點田野的攝影企劃空間幾乎難以在機構內重現，攝影被視為配圖工具，甚至得為了機構營收配合公司政策接任地方各式刊物的編纂。
二〇一二年前後，因台灣與中國的緊張關係，台灣社會愈發在意主流媒體及其背後資本的關聯，發起反媒體壟斷運動。這起運動反映社會對「公眾」媒體仍有需求，資深記者何榮幸創辦了非營利媒體「報導者」。「報導者」同樣以捐款為收入來源，但因獲得華碩集團共同創辦人童子賢與部分基金會大筆捐款，於創辦前幾年撐出了深度報導與紀實攝影的空間，逐漸獲得公眾支持。而目前我所任職、由壹週刊前社長裴偉創辦的鏡傳媒，近年也試圖扭轉外界長年對其貼上的「八卦雜誌」標籤，嘗試讀者訂閱制，以及轉換ＩＰ做為收益來源，維繫組織存續，並拓展深度報導與非虛構寫作的空間。
這些嘗試，跌跌撞撞，尚且未能如《人間》那樣理想。但在其中的人依然前行。是對「這孩子生不逢時」的否定，也是對「時代」定義的挑戰。探索，是《人間》當時的宗旨，返身探照曾經的死亡，或也可視為另一種承繼。
＊本文收錄於後視星系──2024臺北文學季主題特展「編輯招募中: 觀點、技術與對話」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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