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三封信之後
淒風苦雨，家事與工作夾擊，仍趕赴信義威秀看佑恩入圍金馬的紀錄片《第九十三封信之後》。第一次知道佑恩，是他將時任報導者追蹤的廢墟少年拍成紀錄短片《度日》，這支片是他首度執導，後獲金馬５８最佳紀錄短片。受限於新聞的框架，無論輿論想像、篇幅限制……以新聞為基礎的寫作或影像，不可避免需要在某些細處製造張力好博取眼球以獲得議題的推進，廢墟少年這樣的議題自然也是，在原本的新聞文本裡，我們會看到這樣的文字：
❝ 那是平淡到幾乎不被記憶的一天，小誠吃過早飯後，跟往常一樣到指定的區域打掃，一位國三的哥哥走過來，噌的一聲，脫下褲子，開口就要小誠幫他口交。他嚇了一跳轉身想逃，國三生一個箭步把他抓回來揍了一頓，惡狠狠地瞪著他說：「你再不做就試試看。」❞
紀錄影像固然不可能重返已然發生的現場，但若要張力，哪怕只是藏於幽暗的背影的自白亦有效果。佑恩捨去了這些。《度日》裡凝視一位十七歲少年土豆，故事平凡，是你我國中生涯可能會遇見的同學。佑恩擷取的不是悲劇，而是不幸的最大公約數，在這公約數推力下的少年，載浮載沉，因此真實，因此能不被輕易憐憫，卻使觀者有所親近與同情。
因為這樣的視角，記得了這位拍攝者。而後是上一屆的TIDF影展，獲邀擔任「再見真實獎決選」評審，佑恩當時是工作人員，在影展落幕後有些談話，包括職涯，以及創作。關於創作，他正在處理家庭影像，躊躇於與被攝者的距離與倫理，我說了些不確定是否有幫助的話，畢竟於我而言，家的課題宛若荊棘。然而正是因為意識艱難，往往會更加謹慎與小心，「我覺得你會處理好的。」最後這樣對他說。
後來我們沒有特別聯繫。某一天，從社群媒體上知道，佑恩突然成為鏡電視的攝影記者。他隸屬的是好友吳凡所在的紀錄片團隊「另一種注目」，一方面為他開心，畢竟能有穩定收入來源，對於需要慢慢思考的創作者而言無比重要；一方面也為他擔心，儘管這個單位已經相對理想，畢竟還是電視的框架，龜毛又有堅持的創作者如何平衡，對身心又是另一考驗。
於此同時，他歷經父喪以及家庭影像的剪接與後製，光想像就覺得該是十分低沉的狀態，佑恩卻與另一位導演劉燕美紀錄著一位切除腦瘤後，病情與副作用難以獲得控制而冀求安樂死的女性吳亭瑩。佑恩有次訊息說，他不確定有些話語是否該被放入；更大的衝擊是，在現場看著被攝者病發及其家人因長年照顧而幅射出的負能量。紀錄者該如何面對這些？我沒有答案。這並不因為我曾處理過社會案件議題就會長出抵禦的能力。不幸看似普遍，當紀錄者決定與一個對象產生關係，旋即獨特。無論不忍卒睹、暗聲批判、親近憐憫，所有情緒都是每個凝視當下才會孕育的新成物，正是那樣的當刻，考驗紀錄者的反芻能力，繼而決定最後的產出是否有新的觀點，亦或死胎。
而昨晚影廳燈亮，坐在我鄰座的吳凡看見我流淚。
延續著《度日》的紀錄態度，佑恩並不以獵奇的角度觀看吳亭瑩。安樂死的議題在傅達仁先生赴瑞士執行後開始成為台灣社會關注的議題，也掀起不同醫學訓練背景及人生經驗下所產生的立場對立。前同事玉梅曾針對安樂死與其延伸出的病主法或長照議題有許多深刻的討論（參考連結如下），在現場看生死，玉梅也面臨了諸多壓力與難以承受，在社會學的紮實訓練下，玉梅選擇的面對方式，是針對制度問題做剖析。
面對同樣的難以承受，佑恩的選擇是捨棄一般新聞紀錄裡，使人強烈同理安樂死必要性的那些畫面。「她幾乎一、二個小時就會發作癲癇。」映後佑恩說。但他鏡頭裡的亭瑩並不是無時無刻發作著，他選擇以「吃披薩」作為難以持續的象徵，在生日當天，她連這樣普通的食物也無法盡情享用；沈重的照顧負擔當然存在，家人的不堪負荷也有著墨，可是對不堪聞問的部分，佑恩採取的是極為克制的視角。他沒有讓家人傾訴過多的苦，而拍攝亭瑩父親打拳、煮蔘茶、採摘亭瑩已逝母親的含笑。亭瑩有一男友，在佑恩鏡頭下的亭瑩，會在與男友相處時迸發出燦爛的笑容。這樣的擷取並不為賺取觀者的欽羨或對其男友的敬佩，欲凸顯的是，當痛苦裡有愛，既使人迎接，卻也讓人懼怕。
由於這些細瑣的堆疊，讓亭瑩父親播放他紀錄一家人為亭瑩年幼哥哥慶生的紀錄後再為亭瑩慶生的畫面如此有力量。替哥哥唱生日快樂歌的亭瑩這次為自己唱，斷斷續續而無力；而亭瑩父親在兒子唱完一遍後預備切蛋糕，年邁的父親卻唱起了第二次，如訴如泣。
我是這樣流淚的。觀者並不需要知道亭瑩此前過著怎樣的人生、得了如何可怖的病又為什麼難以自癒。起點是亭瑩想要安樂死，而這極難。瑞士尊嚴機構要求她證明自己憂鬱卻清明，是病體之外還需有這樣的意志的難。
影像氛圍讓人想起醫院過於乾淨的潔白，儘管亭瑩的家老舊而髒亂；卻也正是這樣淬鍊日常影像與聲音的運用，讓觀者意識到亭瑩在家與醫院來回、在生與死之間糾結。離開影廳我一直難以忘懷亭瑩與男友行駛於高速公路，佑恩讓鏡頭拍攝前方車流的燈，如幻夢；而畫面最後亭瑩看向窗外，一棟建築頂樓有鳥。我們喚不出牠的名字，沒有焦距，但牠振翅，飛走。
那是凝視者告知的觀看距離與態度，也是議題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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