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的焦慮

在農曆過年前某天，狠狠地在Ｃ家哭了一場。起因是討論環保問題。他在開完一場會還是讀了些什麼論述後和我討論，基於分享，因為我是他的另一半，而且相擁共同價值與目標；只是我在某個瞬間感到厭煩、覺得累、覺得想休息，覺得不想再談。我爆炸而他被我嚇了一跳。直到我哭了老半天後才有辦法向他解釋。


我說，覺得有點孤單。缺乏戰友。環境不對。更明確地說，我不知道自己適不適合再當記者，但卻有那麼多人對我說：「妳要繼續寫下去。」壓力很大。


說過很多次，雖然從小覺得因為喜歡聽故事與書寫而覺得適合傳播業，但在進入大學，認識新聞，並更清楚知道自己不喜歡快速建立關係只為了掠取某些東西而完成「工作」，我覺得自己不適合當記者。只是我終究還是選擇了這個行業，不將它當成工作，而是生活。所謂生活，是將自己也當成公民，只是我有了記者的身份可取得更多資訊。只是這樣的想法似乎違反一般「記者」的準則與專業。


談的並不是平衡報導、中立客觀。雖然曾經也困惑過。尤其在去年大量跑樂生的新聞時，系列專題報導的「不客觀」，讓讀者向主管反應，報社立場太過偏頗。但當時不覺得不妥。因為覺得主流媒體同聲一片，為什麼立報不能有不同的聲音？而那不同聲音不是因為同情而寫，而是為了這社會該捍衛的普世價值，透過收集資料與層層疑問而寫出的不同聲音。


記得開始覺得在大眾都鄙視媒體時還覺得當個記者是件好事，是因為國姓空手道少年的採訪經驗，我傳達故事，而閱聽眾受感動；在故事尋求政策改變的可能，因為信仰某些價值；而後政策改變，當媒體的力量與故事主角的努力在對的時機相遇。那時候開始喜歡採訪。


但當隨著跑線愈久，愈清楚每天新聞產製多半是開記者會然後記者去採訪然後把那些別人說的話寫下來然後變成鉛字然後印出來然後閱聽眾看到。當然這過程中，記者對開記者會的人提出質疑，但或許是小教育的路線，除政策問題較有辯論空間外，新聞多半是學校活動，我對這件事一直抱有存疑：為什麼學校需要做形象？因為學校需要績效、需要名氣，以爭取接下來更多的經費，但這是對的嗎？教育資源的分配不是該看學校真正需要所配給，為什麼教育要跟績效相關？而媒體又為什麼要在這個不對的循環占一個角色且是重要角色？


我開始不喜歡跑教育。覺得虛假。甚至社福線也是如此，總是開一些企業捐贈的記者會、募款的記者會，批評政府政策問題的新聞少之又少；社福團體出現在新聞版面時，除上述所說外，就是移工逃跑、全家燒炭自殺、自殺問題、情殺、兒虐等等等等。新聞記者，只要告訴讀者發生這些事就好了嗎？告訴讀者這些事，錯誤的事情就會改變了嗎？


當跑線愈久，就愈知道什麼媒體輿論壓力，根本沒有想像得大。不是說它沒有影響力，而是影響力是可以被操作的。同業中誰誰誰寫假新聞、誰總是被餵新聞大家都心知肚明、報社高層要記者拉業配、政府官員請媒體高層吃飯、企業買廣告版面…一度非常失望。直到接觸到樂生。因為樂生讓我知道有人想聽不同的聲音，然後她們可以知道自己能夠如何行動。


樂生之後，從教育、社福線轉跑環保和社運。因為看見這些團體在記者會之外做的事，並且它們抗拒的確實是體制，所以別人不聽的環評，我聽。別人不關心的舊聞，我關心、重寫、重說，因為我相信，「如果一棵樹倒下而沒被報導，那它就不算倒下」。只要能到現場去，就算在屏東也去。即使報社一年出差費只有五千塊多半需要自己貼補。


因為我真的視記者這份工作為神聖的，卻也知道自己是一般人，但不就是因為一般人，所以要代替沒辦法到現場的其他公民，去看、去聽？用我的價值觀，除非站在我的對立面者願意並能夠說服我？


因此我寫的環境和社運新聞向來很「嗆」。不是不在採訪的過程中去詢問官員、去傾聽他們的意見。就拿葉金川近日去樂生的這個新聞來說，阿潑說，我的特稿寫得太兇，讓她不太能接受；她覺得我在還不知道葉為何要去樂生的前因後果，就因為這個人而預先下判斷。


我不否認一聽到葉要去樂生時的第一反應就是做秀。但當天去採訪時，我依舊問了葉「為什麼忽然來樂生？」、「為什麼明知圍籬有問題卻那麼晚才說要撤」，問人權小組說要為劉兆玄的宣示負起「前幾任政府的錯誤」，那麼為何院方還收「福利基金」，而那些收錢的海報就正貼在記者會現場的後方。


可是葉給我的回答是：「我說了就會做」，然後問：「妳是誰？」我忽然覺得很荒謬，覺得好多討厭的事一再重覆：這些人真的願意誠實嗎？這些人願意為了價值而誠實，而非為了關係而「說話」嗎？當我不是專跑衛生署的記者而葉金川不認得我的臉，就沒有資格得到答案？


我知道這樣的想法傲慢又天真─你是誰？憑什麼人家要誠實告訴你一切？因此隨著主管不經意的提醒或揶揄、前輩的叮囑，甚至好友的提醒，以及整個大環境的不對勁，我開始自我質疑，而且覺得沮喪。


而有趣的是，當衛署大陣仗地在新院區開記者會，其他媒體問問題，他雖然有禮回答，但清楚知道整個樂生事件脈絡的記者，又要怎麼相信那些官腔，然後告訴我的讀者：這個政府真的有心道歉然後負責？而是不是因為我無從判斷起，所以應該交給我的讀者去判斷？


HOW曾說，他覺得主管一定覺得我是個糟糕的下屬。因為我不遵守規則。我知道，而其實主管某程度來說，不僅是包容我，甚至可以說是縱容了，但我有時候還是會因需要妥協而不舒服。那次是瓦礫從法國回來，大家在生態綠喝酒的夜晚，從那時候我就一直把這問題放在心裡，或說，樂生之後，我問自己到底是運動者（革命者？）還是記者的問題又回來了。但想了想，卻發現不，不是「革命者／記者」的問題，而是「傳教者（教育者）／記者」的問題。


情人節那天晚上，和兩位前輩吃飯，她們不約而同地給我忠告，除了要再對政府官員多點包容、以請益專業的方式去建立關係外，最衝擊我的是「記者是要給讀者素材讓她們去判斷，而非為讀者下判斷」。


那天回來後，阿潑很巧地也有感而發，她說：「覺得在本質上，妳的人類學家色彩比我強很多，對於紮根與深度的基礎、長期的追蹤與注意。今天仔細想想，我對『訊息』的敏感度很傳播，但比其他學傳播的，我還是會繼續關心特定議題，多半出於經驗或認識。而且我也不會碰了後就不管。」


這樣的話，對一個用功的記者來說，是一種稱讚；但她同時也說，「記者也必須廣泛地去伸展雷達，幫讀者找出更多他看不到的『新聞』。」於是，聽起來像是「專業」不足，但究竟要怎樣才是專業呢？當我們的媒體環境已經是這樣的時候。


從某方面看，那些希望我繼續寫下去的鼓勵（壓力），或許正因為我去衝撞這種傳統的規範而來；但弔詭的是，在傳統的媒體規範與現今媒體環境，我就不是個「專業」的記者。於是掙扎，於是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