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完全是篇抱怨文。


今天一早起床到青輔會,接受「青年壯遊計畫」的期末審查。過程相當令人不悅,但冷靜想想,這也不過就是真實的情況。


當初申請青輔會計畫,是友人L在挺倉促的情況下提議投計畫,起初只是相當粗略的概念,希望藉由經費的補助把過去老林家樂團曾寫下的歌錄好,藉歌聲把我們關心的議題傳遞出去;另方面,是團員面臨當兵、考試、出國等原因必須暫時解散,申請計畫共同遊走各地,也還不賴。


但申請上後,才發現必須面臨更深刻或核心的問題,也就是老林家樂團並不真的是個樂團,它是個團員休憩的庇護所,練團時的囈語或小酌可以解放我們在社會角色裡的苦悶。這個樂團其實僅偶爾扮演社運團體串場或支援的角色。團員裡沒有任何一人要當專業樂手,起初的組成只是因為蘇花高在環保署前歌唱的意外,之後發現歌聲是另外一種傳達議題面向的工具,或是我們自己發洩的工具,如此簡單。但對青輔會的評審而言,似乎認為我們就應該是個樂團。


這個問題在計畫審查時並沒有被雙方共同確認,因而在計畫申請通過後討論如何執行,我們很清楚地決定重新遊走關心的開發案議題,希望把聽到的故事寫成歌以傳遞。甚至是,至少我,那麼有意圖的想讓其他壯遊的人知道我們在做什麼,「讓歌聲在彼此的地圖相遇」,是讓我們的閱歷與這些青年相遇。


把這個計畫當成一個中介平台就是目的。團員裡沒有一個人要當真正的歌者,原就存有不同社會角色的我們如此清楚,關心發生中的社會議題不必然帶來改變,資訊傳遞與感動他人是第一步,接下來還有實務工作要做。所以團員裡有資訊傳遞者如我、有環保團體工作者如F、有學生但投入農村工作的T、也有從正規穩定高薪生活叛逃,決定投入環境運動的C。


充滿複雜多元的社會身份來申請青年壯遊計畫,與剛畢業、就學中的青年完全不同。換言之,我們沒有也不期待甚至不真的認為短短的十多天遊玩能稱為「壯遊」。改變從來就不是更置所處的環境就會隨之而來,如果從未思考並凝視自身與環境的關連,遊玩就是遊玩,無所茁壯。


我不清楚青輔會究竟怎麼認定「壯遊」。也不清楚是不是青輔會認定「壯遊後的改變」必然是逆向而對立的翻盤認知?


我的「壯遊」是從思考定位的那個時刻開始。那個時刻點決不會是在拿到計畫的那瞬間,在我的眼睛耳朵我的口與手無法離開現在關注的這些人事物身上,壯遊就開始了。這些人事物擴充我對世界的認知。


老林家每個人的起點都是自然。團員毫無意外每個人都在山林裡打滾,於是崇敬、於是感到自我的渺小;在疲憊時受溪澗露水的洗滌而領受重生的喜悅,那比所有物質補給都讓人振奮。


選擇走上現在這樣的路子的每個人都經過萬番掙扎。站在關心弱勢的這一方,十分容易被評為政治正確,又或因為年紀,而被輕易貼上「只是熱血但不深思熟慮」的標籤。


事實上,踏在這條我們選擇的壯遊道路並非從來沒有懷疑、無須對抗。F放棄了替開發單位做環評的顧問公司高薪職投入環保運動受家人的質疑、W放棄穩定的教職成為紀錄片工作者必須擔心無法生存、長年接受可以溫飽但能自由書寫的我,都是清楚知道無法離開物質的世界、求取平衡的妥協。


走在這條路上我們對話詰辯無數次。從只是純粹消費自然的賜與,到認識立根於土地的那些無法說話的人,我們檢討並發現自己的自私。那麼簡單,就是不想吃到有毒的西瓜、牡蠣、稻米和蔬果;就是希望有廣垠的海岸與不被挖洞的山─但這土地上和我們有共同想法的是一群人,另一群人怎麼辦?是,總有開發派的人,而開發派的人並不原是政客、黑道,而可能是真正無法謀生的居民。


老林家的立場那麼明確,明確到今天讓人不悅、同時也是計畫申請時審核的某位評審說「你們就是既定的價值觀」。但我們未曾調整計畫。今天審查時,那位評審的提問讓人想質問:「是否你心中有理想中青年『應該』的樣子?」他甚至問:「所以你們把自己當成先知?領導者?」他很不客氣並尖銳地說:「你們要知道青輔會的這個計畫是有影響力的,你們這樣不是很二元對立嗎?居民不要中科四期,難道他們就要觀光嗎?」像是我們沒有在這過程中平衡經濟與環保的對立,就是沒有改變。


我懷疑他未曾真正認真看過我們遞交的結案報告。因為他甚至對《黏土》這首歌下了這樣的評語:「你們只是看到居民的眼淚所以想像自己當過女工。」天啊,那首歌完全就是洪箱的故事,影片中的人也是洪箱啊。所以我回他:「你的提問才二元對立。我們反國光,但沒有不要石化;我們反中科,但沒有不要光電業。我們反無限制地剝奪,我們反對它們讓能說話的人不能說話。」


我們並非天真無知,只是仍然必須站定某個立場─當吳血阿嬤說:「會寫字真好。」當陳華祿阿公掉下他的假牙在媒體面前哭得像個孩子,怎麼無視?他們用那麼明確的語言或非語言在端詳─啊你們這些知識分子!當她們還是這樣看我們這些會說話的人,對不起,請原諒這種暫時的政治正確。


壯遊點是我們去過無數次的地方,但我們認為依然必須再度重遊,因為希望歌曲不再只是「個人的抒發」,而盡可能是「讓居民說她們的故事」。這些人就是因為從來沒有機會說他們的故事、他們的訴求,才有衝突。解決衝突不會是一個樂團(管它是什麼呢?)所能做到的事,它本來就必須藉由整個社會的對話,這才是重點。


而如果青輔會設定壯遊後有改變就是目的,那麼我們其實有的。但在這位評審的眼中沒有,因為我們不是「檢討」自己「他所認定」的偏執,但我們的確在這壯遊的行程內有所改變─我們更堅定確信要繼續走在這條路上、不能放棄。這條充滿挫折的路,在重新行走的過程中感受到居民企盼的堅定溫柔、潮水的輕撫…

以及,是的,這位評審的提問,讓我們更感到改變的迫切與需要─我們要變得更能接受這種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