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區筆記（五）

（圖片來源：Now Public.com）

南下採訪災後的教育專題，心裡浮現的是九二一災後近七年，前往南投國姓國中訪問的畫面。九二一後，空手道教練黃泰吉與廖德蘭夫婦賣掉道場，舉家從台中搬到國姓，只為拉回一個一個因災而可能中輟的孩子。


第一次遇見黃教練，是在銀行界為她們募款的記者會上，教練帶來幾個孩子，有男有女，聽她們的故事，淚不住地掉；記得當時回報社報稿，大夥聽完一陣沉默，就連經常酷樣的長官Ｊ也忍不說：「未免太慘了。」


多數孩子的生命挫敗，並非九二一之後才產生的；但大災難卻會讓生活中惡敗的那些加速腐朽。不少孩子的父母，也就是身為這些孩子支柱的成人，在災難中崩潰而難以復原。孩子因此學著逃避，一如紀錄片導演吳乙峰鏡頭下那兩位少女。失去了家、渴望擁有「自己的家」，未婚懷孕，只因「爸爸、媽媽，我實在太寂寞了。（少女語）」


但因為兩位教練的協助，這些逃離的孩子一個個被「抓」回來。廖教練和黃教練用空手道的智慧，讓孩子知道如何自崩潰中重建，因而國姓國中曾創下數年零中輟的紀錄。但前往採訪的那次，卻是因為中輟的數字又跑出來了。


那天和國姓國中校長與輔導主任訪談完，和校護聊起九二一的經驗。她話一開口就哭，其中最讓我驚訝的是「因為我是校護所以無法放假，必須救災，就算我是災民。」校護曾于靜說，她去搬屍體，而屍體都是她的親朋好友。


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距離九二一發生已六年餘，就算南投許多硬體建設大半恢復，但有些災民的心理重建，卻依然如行經國姓鄉隨處可見的光禿山壁與碎裂土塊那樣殘破不堪。


前往採訪的前一天，國姓國中有位男孩試圖自殺。幸好沒有成功，否則就會一屍兩命，因為同學看見趕忙拉住他。校長那天疲憊不已地對我透露，男孩不覺得自己要跳樓，「他只是去找奶奶。」因為男孩看見九二一被瓦礫壓死的奶奶在對他招手。而曾于靜的兒子一直到國中二年級，整整五年洗澡不敢關門、睡覺不敢關燈，隨時擔心地震來襲。


這些再再反映經歷九二一的災民們還有重建上的需求。但「生活重建協會」早已緊閉大門，似乎以為六年就已足夠天搖地動的南投居民遺忘凌晨一點四十七分的碎裂。


曾于靜和黃教練的經驗，反映出重建時校園與心理衛生的缺口。九二一震後，台北市立療養院提供完整陣容，包括心理師、社工人員、精神科醫師等進駐災區，不僅提供心理諮商，也補助當時一無所有的災民。


此外，市療並教導學校老師與一些成人團體諮商課程，企圖由孩子身上找出問題。「因為許多孩子的問題，其實是父母的問題。」曾于靜說，有些孩子目睹哥哥為了救自己而死亡，活下來卻又發現父母承受不住打擊而試圖自殺。


然而，因災後心理輔導只是任務編組，當市立療養院的社工人員撤走、由草屯療養院接手重建工作後，狀況又急轉直下。據了解，草屯療養院僅只是開著大門等災民自己進來談；但大災難後的創傷壓力症候群不見得即時顯現，有的人只是把回憶或難堪藏進心底，但一旦受刺激，爆發後的情況往往不堪設想。


而這樣的情況至八八風災仍未改善。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風災因有滅村與多處村莊全毀的狀況，加上開學在即，學校教師幾乎被當成唯一依託。然而正如高雄縣教師會理事長劉亞平提醒的：「許多教師也是災民」。


教師所承受的壓力可能與我們所知的受災戶一樣大或更大。如甲仙國小校長曾在小林國小服務、小林國小全毀、孩子和家長幾乎每個人都認識，而甲仙國小又是災區，並在開學後得納入小林國小的孩子一起就讀。又如那瑪夏鄉民族村的打亥老師，他本身即是災民，也曾在小林任教，他曾在立院聲淚俱下地痛陳：「我只找到三個認識的孩子。」


但這些老師，卻得在災後兼負起教學、心理輔導甚至安置與生活照顧的工作，只因政府的安置計畫缺乏與居民溝通造成更多延宕，以及長期以來學校輔導人力嚴重缺乏。雖然政府在開學前舉辦研討會教導教師如何輔導學生，但「知道是一回事，實際又是一回事」，何況非專業輔導的老師可能在兩天內學會如何輔導孩子嗎？


到小林國小採訪時看到小林村倖村者小君，就讓我想起國姓國中要跳樓的那個男孩。看到甲仙國小老師拉住小君時，其實很想衝上前去說：「妳沒看到他想逃嗎？」但我止住了衝動，因為教師又何嘗知道自己弄巧成拙？在這麼有限的重建支持下，這或許已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不讓學生離開學校的方法了。


在南下採訪後的下一周，將腳步移往台東，在台東縣金峰鄉衛生所主任高正治醫師引薦下認識了在慈濟大學公衛研究所原住民健康組任教的高靜懿老師。當晚我們前往富山部落時，在車上聊起了精神衛生與心理重建，高老師聽到我描述國姓國中和這次風災的輔導狀況，又是好氣又是無奈。


台灣是地震與颱風多的島國，災難緊急救援與災後輔導機制本來就該建全，但沒想到十年前的九二一並未讓台灣政府學到教訓，一樣缺乏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正如環保署副署長邱文彥曾點出的，地方政府視儲備救災工具、設備與人力為「浪費的投資」，以至於在天災發生時根本來不及調動機具；中央政府對於輔導人力也是同樣的想法。


以市療為例，重建任務編組大多以一年時間為最多，因各單位都有原業務要忙，不可能投入進行長期追蹤輔導；但高老師指出，災後輔導人力為任務編組不是最大問題，而是心理輔導的篩選機制過於粗糙。


高老師說，災後創傷症候群何時爆發不一定，若心理輔導只篩選一次就以為沒被篩出來的人都是沒問題的，就很可能發生像國姓國中學生的案例。而要發現這些問題，必須靠不斷的反覆篩檢，此外就是生活與就業重建必須有良好配套，但這些在八八風災都看不到。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風災受創多為部落，災後發生第一周，前往佛光山收容那瑪夏鄉的福慧家園時，即發現佛光山提供心理諮商，但災民卻透露「根本沒有人會去」，一來是部落許多族人多為老幼，語言溝通是一問題，其次則是受創者本來就較缺乏主動求援的勇氣。


因此高老師認為，八八風災的心理重建必須由部落自發推動。高醫師長期推動「原住民族部落社區健康營造」，這不只是一個「促進健康」的運動，更確切地說，是「進行全面文化認知再造與重新定義健康的原住民自治區認同重塑運動」。


高老師表示，「原住民族部落社區健康營造」的特色在於「由下而上」，由於部落族人凝聚力強，原就有一定的福利網絡，災後心理重建若能藉由經營已久的「原住民族部落社區健康營造」推動，會比外來介入者還有效。


「外來者終究會離開，但部落的人永遠在部落裡。」高老師打算聯繫部落青年會共同推動心理重建，但高老師透露，衛生署卻不信任「部落可以做得起來」。於是許多心理重建的經費又落到研究者及醫事單位口袋裡…讓人不禁擔心，災後重建亂了套、颱風地震接續地來，自殺潮，也許就要湧現。